玩具是孩童时期最亲密的游戏伙伴。我的童年，除了自制过不少玩具外，有一阵子，我喜欢收藏香烟壳子，其迷恋的程度，不亚于现在有的孩子喜欢“奥特曼”、“乐高”和“芭比”。
夏天的弄堂，一桌桌打牌的人聚在路灯下打“大怪路子”。烟蒂扔的遍地，我守株待兔般地等着别人扔掉的香烟壳子。
时常有人让我代买香烟、火柴，我更是乐意“跑腿”。买回烟后，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帮其一支支装在铁皮烟盒里，得到一只崭新无皱捏的香烟壳子，心里美滋滋的。
有的打牌人拎着自家的热水瓶放在脚边，我见他们搪瓷缸中没水了，忙不迭拿起热水瓶为他们倒水。有时候还帮他们去老虎灶“泡开水”，赢得不少牌友的好感。他们乐意将抽完的香烟壳子给我。那些日子，弄堂里只要有牌摊头就会有我的影子。
那时，在电影院偷偷抽烟的人也不少。从放映室里投射出的光束便看到烟雾缭绕。电影一散场，我便猫着腰，一排排座位“扫”过去，不放过一只香烟壳子，不多时就能捡到几只的香烟壳子和一大把糖纸头。
那时，弄堂里男孩子在收藏香烟壳子，而不少女孩也在收藏各式各样的糖纸头。我把糖纸头也捡起来保存好，与邻家女孩子交换香烟壳子。
经常去杭州娘舅家，知道凯旋路上的上海西站候车室旅客多，说不定也能捡到外地的香烟壳子。放学后，抱着侥幸的心情直冲西站，候车室内，躺在椅子上的、坐在地上的、倚在墙角的旅客经常人满为患。果然，我捡到了从未见到过的杭州“利群”、宁波的“新安江”等香烟壳子，令我欣喜不已。从此，我一有空便钻到西站候车室里找香烟壳子，还把重复的香烟壳子与邻家孩子交换到了上海的“牡丹”、“光荣”牌香烟壳子。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怕他们也到西站去捡香烟壳子。
去西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忘在中山公园门口的20路、21路和96路公交终点站兜一圈，碰碰运气。售票员清扫车厢，扫下来也能捡到几只香烟壳子和一些漂亮的糖纸头。一些女孩子得知我有不少糖纸头后，纷纷拿着父兄抽完烟的香烟壳子来与我交换，让我有了挑精拣肥的机会，大大丰富了我的藏品，有的女孩子为了要得到我手中玻璃纸的糖纸头，居然还去车站捡香烟壳子呢。
七十年代，弄堂里的年青人结婚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婚宴的，有的搭着凉棚办在了家门口，张家借台子，李家借凳子，大饼摊借来炉子，单位食堂借来盆子，整个弄堂都是喜气洋洋的。
我知道，吃喜酒的台子上都会有红“牡丹”和“红双喜”香烟，是那个年代拿得出手的高档香烟。圆台面上香烟一圈发下来，很快就有空壳子拿了，我便去候着，人家在大吃大喝，我在远处静观着，一挨有人发完香烟，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爷叔”、“娘舅”叫得“乓乓响”，他们会将没有捏皱的香烟壳子给我，这种香烟壳子是全新的，品相好，令我爱不释手。运气好的时候，新郎新娘发喜糖，我也能得到八粒一包的喜糖。这意外的收获，更让我坚守婚宴的现场，直到结束，我能得到七、八个香烟壳子。后来，弄堂里其他小孩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大家只好分台子，各不相扰。
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头拿出香烟点燃后吸了起来，我蓦然看到这是一只我没有的香烟壳子，便怯怯地向老头索取。老头说：“壳子里还有一根香烟呢，不能给你”。我怅然若失又好不甘心，就与老头保持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从华阳路一直跟到曹家渡，那老头终于又点燃了香烟，随手却将香烟壳子一捏扔进了路旁的水塘里，我那个恨哪也无奈，只得从水里捞起了香烟壳子用衣服把它擦干，追踪了几站路，却捡得一只湿哒哒、皱巴巴、脏兮兮的香烟壳子，心里有股无名的火。
那时，弄堂烟纸店的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飞马牌”七分五根，“大前门”一角五根，我喜欢帮人代买香烟。店主见我老是往他的店里跑是为了香烟壳子，悄悄对我说：“人家叫侬买香烟，侬就到我的店里来，我会给你空壳子的”。我一个劲地点头。从此，我跑他的小店更勤了，店主也没有食言，时常塞给我一、二只新的香烟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