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一样，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被称作china，成为我国国名的代称。
宋代是中国瓷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不同的制瓷传统蓬勃兴起，新的工艺技术层出不穷，技术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十分活跃，形成了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汝窑瓷器胎质细洁，造型工整，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釉面上往往开有极小的纹片，细碎繁密，宛如鱼鳞状或冰裂纹。加之在制作时工艺精细，满釉裹足支烧，支钉细小如芝麻状。明清文献中所谓“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往往把汝窑排在第一位，即把汝窑列于名窑之首；清代乾隆皇帝曾在16处名窑瓷器上的题诗计183首，其中汝窑瓷器有15首，反映出明清时期从皇帝到士大夫对汝窑的喜爱。
北宋灭亡后，金人入主中原，窑工南迁，窑区荒废。数百年过去了，寻访汝窑遗址及烧造技术，成为陶瓷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夙愿。汝窑遗址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我国三代陶瓷和考古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心血和汗水。1950年陈万里先生考察汝窑，首次调查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宝丰清凉寺瓷窑址首次试掘，出土了10余件御用汝瓷，确认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汝窑址。直到2000年的第六次考古发掘，才在该窑址的北部即清凉寺村内找到了汝窑中心烧造区，终于揭开了汝窑的神秘面纱。
汝窑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2000年度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的发掘，在不少地方瓷片堆积厚度达20厘米，汝窑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98%以上。从初步整理结果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瓷器中，有很少一部分是汝窑创烧前的民窑精品，而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汝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和支烧工艺与传世品几无二致，可以说汝窑传世品中的所有器类均能在窑址中找到。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不少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形，主要有香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盒、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10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器形的表面还饰以纹饰，以莲纹为最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如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薰炉的炉壁模印仰莲，盏托的托壁刻以覆莲，碗外壁上模印三层莲瓣，盒盖的顶部刻划有盘龙图案等，并有鸳鸯、鸭、龙体等雕塑，形象逼真，制作精致。上述器物的胎质、釉色均与汝窑瓷器相一致，又出土于同一地层，从而大大丰富了汝窑瓷器的品种。
发现的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揭开了汝窑瓷器烧造之谜。20座窑炉集中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呈扇形分布。窑室周壁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墙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作两种形制。一种计7座，窑室面积较大，平面结构呈马蹄形，前圆后方。根据地层、窑炉间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的遗物分析，马蹄形窑炉的年代略早，大约为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而椭圆形窑炉偏晚，约在北宋晚期御用汝瓷烧造的鼎盛时期。上述窑炉仍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从窑炉附近不见煤灰和火膛普遍较浅看，烧制汝窑瓷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其中，椭圆形窑炉窑室面积奇小，便于控制窑内温度，其窑壁烧结程度很高。该窑炉结构奇特，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制瓷窑炉差别很大。同时，这里还出土有大量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这里的匣钵也与其它区域出土的匣钵有别，往往在匣钵表面还抹有一层耐火泥，对于密封匣钵接口和保持匣钵内温度应有一定的作用。
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根据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和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之间。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
关于汝窑瓷器的年代问题相关专家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叠压关系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在该阶段地层和遗迹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1枚，表明汝窑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二阶段均为天青釉瓷器，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1内清理出1枚“元符通宝”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可能早到宋哲宗时期。因此，结合宝丰清凉寺民窑区域的发掘成果看，陈万里和叶喆民先生推断汝窑的年代为哲宗、徽宗时期，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汝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汝官窑，甚至提出“北宋官窑”之说。该成果认为，通过对窑址出土瓷器与传世品的对比，可以确定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认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宋人文献：“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表明汝窑是贡窑性质，在“供御拣退”后还可以出卖，显然不是“宫中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通过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找到了汝窑窑口，为传世汝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从地层上确定了汝窑瓷器的年代，发现了烧制汝窑瓷器的作坊和窑炉，这对于深入探讨汝窑的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文物，参照宝丰大营镇蛮子村发现的窖藏汝瓷珍品，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的工艺特征，考古研究工作者把汝窑的烧造年限大体分为五个不同时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前后历时62年，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
第二期，即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至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125年），其间62年，是汝瓷的发展期。
第三期，即北宋晚期，从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历时39年，为汝瓷生产的鼎盛时期。
第四期，即金代。北宋晚期，宋金对峙，中原地区的汝窑大都停烧，造成人亡艺绝。至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宋进誓表于金，称臣割地，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从此战乱平息。至金哀帝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前后历时90年。在此期间开始按照传统瓷艺，对汝瓷进行恢复生产。但由于技术南流，汝瓷生产每况愈下，仅能烧出一般釉色欠佳、装饰简单的汝青釉制品。
第五期，元代。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的89年间为汝窑的衰落期。在此期间，金元相继大战于中原，1279年战乱结束。元代继续恢复汝窑生产，但是由于战争创伤，技术失传，加之受北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汝瓷产品胎质粗笨，工艺欠佳，生产品种几乎仅为简单的日用青釉瓷器，全部上半釉。
毫无疑问，与上述分期相适应，汝窑在其创烧、发展、兴盛、恢复到衰落的各个阶段中，其产品无论生产规模、烧造品种和工艺特征都有着明显的演变过程，绝不可能从始至终一成不变、一模一样。用馆藏的那十几件汝窑瓷器所具有的特征作为铁定的标准，去鉴定各个时期的汝窑瓷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反科学的、荒唐可笑的。更何况瓷器的烧制本身就具有“窑窑不同、同窑有异”的特殊规律。
考古发掘的研究，已经向世人明白地昭示：北宋初年汝州地区便已成功地烧制出风格独特的汝青瓷。到了北宋中期，汝瓷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原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地窑口林立，竞相争辉。而各窑口又为了参与激烈的商品竞争，各立牌号，各显神通，锐意创新，往往在器底刻上窑工的姓氏作为名款，以树立品牌，扩大影响。当此之时，汝瓷产品除了造型丰富、釉色莹润的特点外，还十分重视器物表面的装饰，由碗、盘的内壁印以简单凸线纹，到内壁印以缠枝花卉和碗心印团菊纹等图案。汝瓷印花工艺的出现，不仅代替了繁琐笨拙的刻花工序，采用模印工艺，还使制作工艺规范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至此，宋中晚期，印花工艺大量出现，装饰内容不断丰富，图案纹饰清晰生动，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不仅在民间赢得了广泛声誉，同时也受到了北宋皇室的赏识与偏爱；当汝窑为宫廷烧制贡御之器时，更是工艺精湛，做工考究。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器物大多裹足、满釉支烧，底留支钉痕；造型古朴大方，胎体坯坚质细，呈香灰色；釉色如碧峰翠色，晶莹明丽，釉质浑厚，清澈温润，故有“汁水莹泽，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明亮而不刺目”，“似玉非玉而胜于玉”的赞誉。
考古研究还表明，北宋汝窑的釉色是相当丰富的，大体可分为八大釉色。釉色不同，汝瓷釉下气泡分布的状况也不同。这是因为，汝瓷的釉色不同，与瓷器在窑中所放位置有关。严格地讲，瓷器在烧制过程中釉色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烧成后釉色与降温的速度快慢还有密切关系；这在其他窑口是极为罕见的。粉青、虾青、月白、偏天青釉色的汝瓷，是汝窑的早期产品，其釉下气泡用廖若晨星来形容较为确切；而纯正的天青釉和天蓝釉汝瓷，其釉下气泡较大，也相对密集（汝瓷的天蓝釉还有深蓝、灰蓝、淡蓝、及天蓝的区别）；豆青釉汝瓷，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这是由于温度过高所致，其釉下气泡也相对密集。再者，并非所有汝瓷都有开片，古籍中就有无纹汝瓷的记载，考古发掘和传世汝瓷实物中也发现有无纹汝瓷。无纹汝瓷都具有特殊的釉色，目前仅见梅子青和葱绿釉两种。梅子青无纹汝瓷，其釉下气泡如聚沫而不见攒珠，这与北宋官窑的釉下气泡个别地方有相似之处；而葱绿釉无纹汝瓷，釉下几乎没有气泡。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在对汝州严和店、张公巷汝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后，进一步证实，汝窑瓷器不仅釉色丰富，随着釉色的不同，釉下气泡的状态与分布情况也不同；其造型多种多样，既有陈设器也有日用器，既有小巧玲珑者，也有超过30厘米的大件器；装饰工艺绝非只有光素无纹饰者，刻花、印花常见，雕塑、贴塑亦有；烧制方法上，除满釉裹足支烧外，还有削足垫烧，支钉有如芝麻状的，也有圆形如菜籽状的；胎色有香灰也有灰白。总之，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汝窑瓷器的认识，为汝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可信的参考标准与依据。
根据上面的转述，反观一些“专家”、“权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十多件汝瓷，作为鉴定各个时期汝瓷的铁定的、不可逾越的“标准器”，实在太不“与时俱进”、太过偏颇，遗患无穷。难怪，近年来一些考古科学工作者和不少汝瓷收藏家严肃指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些汝瓷，不是代表汝瓷最高水平的贡御之器，而是北宋早期的汝窑产品。
我敢确信，至少大多数汝瓷收藏者、甚至收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拿着心爱的汝瓷、交上昂贵的鉴定费，请“专家”、“权威”帮忙鉴定。但其结果必然是，这些“专家”、“权威”连看都不看一眼，就会用鄙视的态度、轻蔑的口吻说：“假的”、“仿品”、“不可能”。明明是收藏者们花钱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长见识的机会，然而这些人却恩将怨报。所以我说，这帮人比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的慈禧太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悲而又可憎！这样的人能够研究学问吗？能够担当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吗？更奇怪的是，按常理，战斗在考古发掘第一线并从事考古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古瓷器的研究应该是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考古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远离实际、高高在上、深藏“宫”中、“馆”里的“专家”、“权威”们的审判与认可。当然，如果“宫”里面、“馆”里面的那些人能够出以公心，同心同德，以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研讨，也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但事与愿违，凡是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与他们形而上学的臆断、主观片面的推测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提出一些怪异的歪理进行搅局，甚至胡搅蛮缠、以势压人，使一次又一次的国家级研讨会无果而终、不欢而散。甚至在一次国内最高级别的汝瓷研讨会上，“宫”里面的顶级“专家”还上演了一出“张公巷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的历史丑剧。试问，让这样一批人领导一切、主宰一切、横行霸道、不受约束，中国古瓷器的研究工作，何时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何时才能摆脱中国古瓷器的研究外国人始终领先于中国人的尴尬局面？
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从周辉的记载中，我个人确认，汝窑从来没有获得过“官窑”的正式地位。它只是承担过烧制“贡御之器”的任务，属于“官搭民烧”性质的窑口。“贡御窑”与“官窑”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官窑”，根本不存在“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情况。什麽是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用。”也就是说，“官窑”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窑口为朝廷自设，专门烧制御用瓷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商品瓷器的生产。
关于“官窑”的定义，是业界人士一致认可的，“宫”里面、“馆”里面那些“专家”、“权威”从来也是遵从的。为什麽在对汝窑性质的认识与定性时却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恣意违反呢？至于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必要去探究，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就足以证明这帮人是利令智昏，不顾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瞎折腾、瞎胡闹，既劳民伤财，又把汝窑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一，至今没有发现在古代典籍、文献中有过宋徽宗下诏建官窑、烧汝瓷的记载。第二，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清凉寺、严和店、张公巷等多处汝窑遗址的多次大规模发掘，根本没有发现有所谓“汝官窑”文化遗存的单独存在。恰恰相反，在所有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既有汝瓷的文化遗存，又有其他瓷釉的实物标本。所以，考古发掘也不能确认“汝官窑”的存在。如果“专家”、“权威”们一定要把仅仅承担过烧制“贡御之器”的汝窑，定性为“汝官窑”，那麽在唐代烧制过贡御之器的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也就应该叫做“巩县官窑”、“耀州官窑”。以此类推，北宋的定窑、钧窑，南宋的哥窑，也应该改变性质，把它们视为“定官窑”、“钧官窑”和“哥官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同样是这批“专家”、“权威”，他们对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传世实物的北宋官窑，却有着一种无名火，千方百计、不遗余力要把它从人们的心目中抹去，从中国的历史上消灭。通过各种手段，利用一切场合鼓吹“北宋官窑根本不存在”。当他们在考古发掘中找不到“汝官窑”存在的证据时，仍然是见了棺材不落泪、撞了南墙不回头。黔驴虽技穷，无赖尚可耍。于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索性宣布，“张公巷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科学、严肃的学术问题，在他们手里，简直就成了一块“面团”，想怎麽捏就怎麽捏，想捏成什麽形状就捏成什麽形状。政府能把他们其奈何哉，人民能把他们其奈何哉，法律又能把他们其奈何哉！
据考古科研工作者讲，有文献记载，当时承担烧制“贡御之器”的汝窑窑口，其所生产的用以备选的汝瓷中，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能够被选中，作为“贡御之器”贡奉北宋朝廷；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未被选中、仍然堪称精品、珍品的汝瓷器物，则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被广大民间人士购买使用或收藏。在汝窑烧制成熟和鼎盛的一百余年时间里，汝州地区窑口林立，著名的窑口就有一百余家，出现了史籍中所记载的“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可想而知，其产品生产的数量，是极其巨大的；被“供御拣退”后流入民间的也不在少数。
汝瓷的传世品数量虽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空前猖獗的盗挖、盗掘，使大量的墓葬、窖藏以及散埋汝瓷得以重见天日，且以各种方式流入民间。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其间，许多珍贵的瓷器完全可以由国家博物馆收藏，但由于“专家”、‘权威"们的欺骗与蛊惑，加之主管官员的官僚与轻信，错失良机，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更多、更好的汝瓷在民间。中国民间才是真正的、无与伦比的“聚宝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