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谐音“右任”为名。曾用名刘学裕，笔名“神州旧主”，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他擅长诗词、书法，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
书法对联
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轴
于右任为表现金石气，加重运笔时下按的力量，加大前行时的阻力，使线条更加沉郁，更加浑厚苍雄。在结体上注重横势，宽博开张，并且强调体势，左右摇曳，“纵复不端正者，亦爽爽有一种风姿。”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轴
章法上不采用传统的“一笔书”，基本上字字独立，很少牵丝映带，维系单字的凝聚力主要来自对比关系，特别是让每个字的结体左右欹侧，产生动态，通过上下左右字的相互配合，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轴
总而言之，点画因金石气而厚重，结体因取横式而博大，章法因强调体势，造型左右倾侧而显得稚拙浑朴，于右任开创了一种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轴
清以来，帖学大坏，碑学流行，碑学发展的过程先是由邓石如改变运笔方法，逆锋顶着纸面书写，创造出空前厚重的点画形式。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轴
碑石收藏
于右任收藏的主要是古人的墓志碑石。曾以10余万元的资金、2年的时间，搜藏了300余方魏，隋墓志石刻清末民初，洛阳邙山一带出土近万种历代墓志由于外国人勾结走私商大量抢购，文物流失非常严重。
1918年，于右任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目睹“如毛群盗满关中，天荒地老文物烬”，“石马失群超海去，宝鼎出现为贼讹”，对珍贵文物的大量散失，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在戎马倥偬之余不忘抢救这部分碑石。
他按毕沅《关中金石记》提供的线索，细心搜求散失的碑石。凡条件许可，总是亲自勘察。实在脱不开身时，便托挚友访录。他曾与同时期在洛阳搜求墓志的友人张达成默契，凡得唐志归张氏，魏志则归自己。他将搜藏的碑石一一编号，集中存放，并请名匠拓成碑帖，以广留传。
鸳鸯七志斋
在寻访碑石的过程中，于右任流传下数十首相关诗词。
如吟咏《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还有“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扶杖寻碑任所之”、“载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等诗句。在其藏石中，最受其珍视的是北魏元氏宗室及其他贵族的墓志，它们多成于当时大书法家之手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其中有七对夫妻成双的墓志，于右任便为斋室取名“鸳鸯七志斋”，为这些藏石中最为珍贵的是《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1933年，于右任以4000银元从洛阳古董商人手中买来一藏石取名“鸳鸯七志斋藏石”。这块石经残石是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18卦，存286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205字，残石共存491字，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弥足珍贵。于右任买碑石，有些古董商索价过高，身边人劝他磨磨价。
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购。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
鸳鸯七志斋藏石
于右任本想将收藏的墓志运回，但因陇海铁路当时只修到豫东灵宝，还未到西安，运输困难，保护条件亦不理想，故由洛阳陆续运往北京藏于北京西直门菊儿胡同于宅。
1935年日寇兵临北平城下，为使这些珍贵文物不致落入敌手，他委托杨虎城将全部藏石由北京运回西安，无偿捐赠西安碑林。
碑林博物馆
于右任捐赠的这批墓志石刻，经核查为318种，384石。其中，《熹平石经》及黄肠石6种，晋墓石4种，北魏墓志113种，东魏墓志7种，北齐墓志8种，北周墓志5种，隋墓志113种，唐墓志35种，后梁墓志1种，宋墓志3种。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有北魏墓志《元珍墓志》《穆亮墓志》等。
《元珍墓志》
《穆亮墓志》
这些文物既是研究南北朝隋唐史的珍贵史料，又是研究书风流变的重要书法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择其精品陈列于两个墓志廊中，供人们观赏。
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颜氏家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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