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756年7月12日，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大本营灵武登基称帝，即唐肃宗。此时唐肃宗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由朔方军、河西陇右余部所拥立的临时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摆在唐肃宗面前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收复失地和重建中央政府，而想要实现这个目的，自然离不开两样东西：枪杆子和钱袋子。
当时的唐肃宗，并不缺枪杆子，因为在唐肃宗来到灵武时，郭子仪、李光弼第一时间将已撤退到山西的朔方军和河东余部，一共五万人全部带到了灵武。并且，河西和陇右余部也都来到灵武，虽然这两部在灵宝之战中损失惨重，但它们加起来仍有约2-3万人，再加上边疆的防守部队，此时唐肃宗可以调动的军队，仍然有十万之多。
问题是，当时唐肃宗的钱袋子，却只有朔方军之前存放在灵武的少量物资和钱财，就这么点钱物，显然不足以支撑军队的日常开销。所以对于唐肃宗来说，必须尽快弄来钱袋子，否则不要说收复失地和重建中央政府，就是想继续指挥和控制这近十万的军队，也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弄来钱袋子，也成为唐肃宗眼下最为迫切的事情。
一、唐肃宗所面临的困难
在当时的背景下，想弄来钱袋子，又谈何容易呢？
首先，因为之前帝国完整的政府文职人员大多随唐玄宗去了四川，余下的也大都在长安沦陷后逃到其他地方避难，或者投靠了安禄山，这直接导致唐肃宗刚登基时，其新政府的文职官员只有区区三十多个，以至于很多政务系统都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根本无力行使正常的经济职能。
其次，由于长安和洛阳被安史叛军攻陷，致使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税务系统全线崩溃，唐肃宗再也无法从这两个地方收取税收；至于川蜀地区的税收，则被逃到四川的唐玄宗给截留走；富饶广阔的河北地区，又变成安禄山的根据地；贫瘠的山西地区，因为唐军和燕军正围绕太同、太原、河东等地展开激烈交锋，其有限的税收也只能让地方军队自己征收处理。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唯一可能的税收来源，就只有江南这块暂时还没有被战争波及到的地方。问题是，由于两京失守，中原地区又还在打仗，致使帝国的漕运被迫中断，江南地区的税收和粮食，帝国已无力将它们运到西北来。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以唐肃宗为首的新政府，又该怎么办呢？
二、唐肃宗的四个临时方案
1.卖官鬻（yù）爵
对于当时的唐肃宗来说，即便他能想办法把江南的税收运到西北来，但这也需要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从征收税收到打包运送，再等顺利到达目的地，怎么说也要花个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凭灵武的这点存量物资和钱财，根本就熬不过。所以这段时间，唐肃宗为了生产自救，就派当时的宰相裴冕，主持了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有效措施——卖官鬻爵。
当时唐帝国的官，并不是只有三品二品这种正儿八经的职事官，还有好多品种的官：比如散官、勋官和爵位，这些官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怎么管事，属于一种荣誉官职。
当然，这些官职虽然看上去不管事，但既然是官，也就意味着能够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每年都能够领到固定粮食和薪水，所以你现在花点钱买官，以后每个月都能得到一笔固定的工资，这样用不了几年就能收回成本，接下来就是纯赚，因此也算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但是呢，因为当时大唐连首都长安都弄丢了，连唐肃宗自己都蜗居在偏远的宁夏，所以从当时的情形看，以后这帝国是姓唐还是姓燕，都还很难说。更何况，当时帝国正儿八经官员们的工资，都是拖欠着，就更不用说这些花钱买官的人，恐怕就更没有工资发了。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的反响并不强烈，于是裴冕为了鼓励大家积极踊跃买官，就只要公开立法强迫大家买官。总而言之，这个官你是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如果不买，你就等着吧！在政府的威逼利诱之下，那些有钱人只好乖乖掏了腰包。
2.僧道度牒
因为卖官鬻爵的主要对象是有钱人，加上政府可以出售的官职也有限，所以导致这笔收入的金额注定不会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宰相裴冕又想出一条争对普通百姓的搞钱法子，那就是僧道度牒。
所谓僧道度牒，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民间有很多百姓，他们为了躲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纷纷剃度当出家人。客观来说，百姓们的这种行为，对政府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大家都出家了，帝国找谁收税呢？但因为当时以唐肃宗为首的新政府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此行为也无力阻止。
在这种背景下，宰相裴冕就想出了一条计策，既然我们阻止不了百姓们的这个行为，那还不如顺应这股潮流，鼓励大家出家。但是，想要出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证书，这个证书就叫做“度牒”。
换句话说，有了这个读碟，你才能剃度，否则就不能剃度，如果你强行剃度，不仅寺庙不会收留，政府还要把你抓起来。至于这个“度牒”的获取方式，很简单，三千文一个，帝国明码标价，也不贵，只要花钱就能购买。
总的来说，宰相裴冕想出的“卖官鬻爵”和“僧道度牒”这两个办法，虽然上不上台面，而且很容易让政府遭到非议，但却让唐肃宗度过了眼前的财政危机，不过这种法子终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在宰相裴冕执行这两个方案的同时，唐肃宗还派遣第五琦到江南搞钱。
3.江淮庸调
在唐肃宗刚继位后不久，第五琦就主动向唐肃宗上奏道：“现在朝廷正急需用兵，但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赋又多出于江淮一带，故倘若能授我一职，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立即支援函谷关、洛阳前线，只待陛下下令。”
前面提到过，帝国目前唯一可靠的赋税来源，就只有江南地区，但由于漕运的中断，导致江南的赋税和粮食都无法运送到西北。现在第五琦主动请缨，说能把这件事情干好，唐肃宗自然大喜过望，于是他立马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让他前去江南筹措军需。
来到江南的第五琦，很快就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鉴于帝国原先的漕运线已经中断，于是他又开辟出“长江——汉江线”，也就是让漕船从扬州出发，然后逆长江而上到达武昌，再由武昌沿着汉江而上到达汉中，最后再从汉中走陆路送往西北。
这样一来，帝国总算有了新的漕运线，问题是，这条漕运线的总长度，要比原先的漕运线长出整整一倍多，而且还包含一段崎岖坎坷的陆路，其运送所花费的成本，已经超过粮食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实属得不偿失。
在这种背景下，第五琦又进行了第二项改革，那就是“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其中，“租庸”是指唐帝国的税收制度——租庸调，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劳役，每年替政府服劳役二十日。至于“轻货”，指的是绢帛，其实也就是钱，因为绢帛是唐帝国主要的货币之一。
所以，第五琦的这项改革，实际上就是把江南百姓原本每年需要交纳的田租（粟米二石）和劳役（免费为政府干二十日的劳动）全部折算成钱，而且是最轻的钱——绢帛。然后第五琦再将这些绢帛，通过新漕运线运往西北。大家知道，绢帛轻柔且不易损耗，而且还便于运输，所以其运输所需要的成本，自然大大降低。
最终，在第五琦的努力下，江南的这笔税收，终于在半年后成功运到唐肃宗的手里。而在这半年时间里，唐肃宗的新政府，主要就靠裴冕的“卖官鬻爵”和“僧道度牒”这两个法子搞钱度日。不过等到第五琦的钱运来后，唐肃宗立马就下令停止了这两项制度，并免去裴冕的宰相之职，以平息民怨。
4.率贷
有了第五琦从江南收来的这笔钱，唐肃宗很快开始组织郭子仪、李光弼等军方大佬着手收复两京。公元757年8月，在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作战后，唐军终于成功收复长安和洛阳。
接下来，唐军打算趁势收复河东、河西、河南等失地，并且全国各地的军队也都热情高涨，争先恐后的闹着要去打安庆绪，问题是，第五琦从江南收来的这笔钱，却已经见底了。
于是帝国很快又想到一个新的好办法，唐肃宗任命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淮度支使，让他到江淮一带搞钱。康云间来到江淮后，立马就主持了一个大项目，叫做“率贷”。
所谓率贷，简单点说就是对富户按其财产的比率强制举债。当时，康云间来到江淮地区后，就把江淮地区的有钱人都划了个清单，然后他再以政府的名义找这些人借钱，总而言之，现在北方军民正在流血牺牲，咱们这些身处在和平地带的百姓，也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再总而言之，国家也能体谅你们的不容易，所以不要你们无偿捐款，只是找你们借钱，至于要借的钱也不多，也就你们名下所有财产的20%而已，等到将来打败安史叛军，国家会把借的这些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所谓的“率贷”，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债，只不过它不是自愿购买，而且强制性购买，并且所谓的“连本带利”归还，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它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对富人的强制征税。
不过，因为这笔税主要是针对有钱人，而且名义上也是借，将来会连本带利还的，所以江淮地区的广大底层百姓，他们并不会因此有很大的反感，也不会因此弄得民怨沸腾。在这种背景下，康云间的这项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唐肃宗的钱袋子又再次鼓了起来。
三、唐肃宗的两项经济改革
公元758年正月，唐军在收复长安和洛阳的基础上，又将河东、河西和河南等失地也全部收复，唐玄宗也从四川重新回到长安，为庆祝这一盛事，唐肃宗特意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乾元，即天道伊始之意，寓意着大唐新的开始。
对于唐肃宗而言，此时的唐帝国可谓是百废待兴，既要供养各路大军和众多吃财政饭的官员，还要修复和重建各种基础设施；关键是，帝国政府还打算在关中再重新组建一支军队，作为自己的嫡系军队；但这一切，都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那么，又该去哪里弄钱呢？
之前裴冕的“卖官鬻爵”和“僧道度牒”，还是康云间的“率贷”制度，显然都无法再继续使用。因为，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方法，而且还都是杀鸡取卵的做法。
最简单而言，卖官鬻爵虽然能让帝国在短时间获得大笔收入，但它却缺乏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大家愿意买官，绝不是为了一个空头衔，而是冲着背后的高额薪水、不用交税，以及如果获得实际职务，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获取更多的好处，所以这笔收入，本质就是寅吃卯粮。
至于“僧道度牒”和“率贷”，说句不好听点，就是对统治辖区的百姓们进行合法抢夺，它们一个是搜刮广大平民百姓的财富，一个是抢夺有钱商人和地主的财产。这种玩法，偶尔搞个一二次还好，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必然会导致百姓们相继破产，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命根子给断了。
至于第五琦的“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制度，虽然明显要优于上面三个，问题是，这项制度也不过是对帝国征税的微调，随着战争的不断持续，大量的耕地荒废和人口锐减，加上地方军方大佬的截留，凭第五琦的这点税收，显然也无力解决帝国的庞大需求。
因此，帝国政府也知道，上面这些法子都只能是临时方案、是不可持续的，帝国必须建立起新的、可持续的固定收入模式。因此，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就是帝国政府经济领域团队的头号任务，而此时的帝国政府，在经过仔细的寻找和实践，最终摸索出两条可行的道路。
1.诸道重税商贾以充军，凡千钱以上者有税
所谓的“诸道重税商贾以充军，凡千钱以上者有税”，简单点解释就是在各大道路上对来往的商人征收重税，以补充军需；同时商人交易物品的金额只要超过千钱，一律都要交税。再通俗点说，就是专门争对商人征收的过路费和商品交易税。
虽然，这个税是被唐肃宗整出来的，但要真说起来，它和唐玄宗还有点渊源：当时唐玄宗在跑到四川后，刚开始吃着天府之国的存量物资，还可以勉强度日，可没几个月，唐玄宗也遇到了唐肃宗的问题——没钱了。该怎么办呢？
唐玄宗的团队很快因地制宜采取了一个措施——收过路费。当时的四川是麻的主要产地，但却相对缺盐，所以商人们就会把四川产的麻，通过长江运到江南去换盐，这个贸易在当时非常发达。于是乎，唐玄宗就派人在三峡一线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收过路费贴补家用。
后来唐玄宗回到长安后，唐肃宗立即命人对唐玄宗在四川的收钱经验，进行了细致的调研，然后在此基础上做了新的改革：那就是不仅要对商人收取过路费，还要对商人交易的物品进行征税，总而言之，只要物品的交易金额达到千钱，就要征收交易税。
不过，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帝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一方面政府派人去各地设卡，这需要很大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所需要花费的监控成本太高，而且也很难监控。
最简单而言，一个关卡，究竟有多少商人从这里过，这是不可量化的东西；同样，在一个市场上，商人们的交易额究竟是多少，以当时的信息水平下，中央显然也很难获取准确信息。在这种背景下，很容易造成商人给收税的一点好处，大家一起糊弄中央，最后大钱进个人腰包，小钱上报国家。
另一方面，当时贸易发达最发达的地区和重要的道路交通要冲，大都集中在黄淮、江淮、江南和河东等地区。这些地方，却又大都处在地方节度使的控制之下，帝国如果派人去它们的地盘收这种过路费和商品交易税，很难得到他们的全力配合，甚至还会让某些商人通过和军头合作，然后打着军需物资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不纳税，最后只是白白便宜这些军头。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就逐步转变了新思路，把由中央政府直接征收的过路费和商品交易税，转变为由地方节度使直接征收。不过，地方节度使想要合法征收这两个税，必须每年向中央政府交纳定额的税收。这也就相当于地方节度使出钱找中央购买征收过路费和商品交易税的许可证，然后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在自己辖区征收这两种税，用以填补自己的财政。
这样一番改革后，帝国政府每年都可以从地方收取一大笔固定的税收，而且还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成本，可谓一箭双雕。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因为中央肯定是希望地方每年所交的定额税越高越好，而地方则希望越低越好，所以中间双方免不了各种斗争，甚至还出现过兵戎相见的惨烈的博弈，但最终双发还是逐渐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界限。
2.第五琦的榷盐法
在魏晋之后的数百年里，食盐大都是由民间私人经营，但在安史之乱后，为弥补地方财政，平原太守颜真卿最先在河北东部衡水、沧州一带将食盐纳入官营。后来第五琦借鉴颜真卿的方案，向唐肃宗提出了以国家名义接管和推行食盐改革的办法，即榷盐法。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食盐专卖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琦的食盐专卖和颜真卿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简单说，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销”。首先，政府在产盐的地区，收编原有以产盐为业的民户，同时再就近划分一批新民户，免除他们的租庸调等常规税收，让他们专门从事产盐工作，这批人统一叫做“亭户”。
接着，政府在产盐的地方，再专门设立直属中央的盐监，专门负责收购“亭户”们所生产的食盐，然后再统一运输到全国各地进行销售。其中，盐监收购食盐的价格和销售食盐的价格，统一都由中央政府指定，不允许擅自调价；同时，这些“亭户”们也只能把所生产的食盐卖给政府的盐监，不能卖给其他个人。
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盐监，就相当于是一家直属于中央管辖的超大型国企，它一方面按照官方指定的价格统一收购“亭户”们所生产的食盐；另一方面再按照官方指定的价格将食盐卖到全国各地，其中所赚取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库。
因为，食盐是民众绝不可少的必需品，所以第五琦食盐专卖制度的创立，为帝国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大笔税收。据统计，食盐专卖仅仅推行了1年，便为帝国增加了40万贯的财政收入，对于缓解财政危机起了很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琦的食盐改革，堪称是唐帝国接下来一百多年来的根基所在。
结语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以唐肃宗为首的新政府，除了在前方收复失地，对安禄山、史思明用兵外，其在后方也进行着一些列的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的重要程度，丝毫不逊于前方那一场场波澜壮阔的生死决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系列极度高效的经济改革，让以唐肃宗为首的新政府，能够在和众多军政大佬的竞争中迅速获胜，最终成为帝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团队，不仅掌握住了帝国最大的钱袋子，更为今后想办法进一步握住最大的枪杆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唐肃宗的这些经济改革，也为今后帝国经济领域（甚至延伸到的政治军事领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局，提供了最初的蓝本。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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