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史学家黄仁宇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江西人宋应星就出生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他出生之时,家、国双衰——比国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从三代俱封尚书的高光家族,到暗淡无光的普通家族,只用了三四十年。
据说,宋应星少年天才,过目不忘。但这些对于他个人命运、家族命运的扭转,毫无益处。
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和哥哥宋应昇在江西乡试中,双双考中举人。
此后,他五次进京考进士,每次都当了炮灰。
没办法,纵有凌云志,他一辈子也只能苟且在县城教谕这样无权无钱的职位上。
但他始终心有不甘,于是时常没日没夜、吭哧吭哧地写书。
大概50岁的时候,他的书杀青了。这时,他告诉世人:
“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翻译过来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同人集思广议,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还好,他有个好朋友涂伯聚,帮他把书印刷出版了。
这一年是1637年。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这一年,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人类的两本书。
一本是欧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嗟叹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
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宋应星塑像:一个奇人写了一本奇书。
二
宋应星是个奇人。在《天工开物》问世大约300年后,地质学家丁文江如此评价他:
“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这几乎是把宋应星捧上天了。
《天工开物》到底是本什么书,会让宋应星赢得“有明一代,一人而已”的极高赞誉?
简单说,这本书记载总结了大量农业、工业中所需要的培育、生产知识,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体系,并有意识使用数据记载,使整本书更加实用。
西方人称这本书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这本书初版时,在国内的销量并不好。没几年,大明亡了。清初,有个叫杨素卿的福建书商发现了这本书,并把他包装成了畅销书。
当时很多人因此知道并读到《天工开物》。
宋应星撰述此书,目的是通过实学,来达到富国强民。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为时代把脉,并开出药方的想法。
晚明的思想、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势头,实际上并不落后于西欧。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产生,一些思想家呼吁人性解放,另一些人倡导实用主义,摆脱既往的道德话语束缚,不再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
他们通过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记录数据、归纳分类等方法,写出了一批科技著作。比如,地理学有徐霞客的《游记》,药物学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水利工程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农学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等。
大家公认,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这股实学潮流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没有清军入主中原,并在康雍乾时期实行倒退的政策,按照晚明的发展势头,中国并非没有可能走上类似西欧的近代文明之路。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明清易代之后,晚明重视科学技术的潮流就逐渐被掐断了。
▲《天工开物》中的插画。
三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清初火了一阵子之后,突然间销声匿迹,完全绝版。
他本人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大约在康熙五年(1666年),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也好,他死得倒是时候,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书将被冷落到何种程度。
乾隆时期,朝廷以编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对全国的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原先流通的许多书籍,在这次号称“伟大的文化工程”之后,就在历史上无故“失踪”。
严格来说,《天工开物》并未被禁毁,它只是被四库馆臣置之不理。
这么好的书,为何被官方无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库全书》的收录,沿袭传统尊经重史的惯例,对科技书籍不感冒;另一个是,宋应星这本书中对明朝的推崇、对女真族的鄙夷,触犯了政治禁区。
然而,不被《四库全书》收录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被收录后的命运。
由于《四库全书》的态度传达了官方舆论导向,致使《天工开物》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为政治不合格的书籍。在政治正确的主导下,以及文化的权力控制下,再也没有人敢印刷这本书了。
这一文化高压的结果,导致了《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近300年。
吊诡的是,这本书在中国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另外的空间却异常火爆。
《天工开物》在欧洲,被翻译成12国语言,传播甚广。欧洲学者称,这本书“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宋应星则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这本书从17世纪末传入后,就火得一塌糊涂,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因为这本书,日本还曾流行过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日本人将此书奉为“植产兴业”的指南,非常实用。
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这本书“出口转内销”。中国人通过日本的版本,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一部书。
▲民国重刊《天工开物》,依据的是日本的版本。
四
可悲的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一次还不足以证明清朝统治者的愚蠢,必须让它发生两次才行。
时间已经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在天朝上国的良好幻觉中,挨了英国一顿暴揍。又是赔钱,又是割地,惨痛至极。
这部书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不仅包括各国地理,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
在大清新败的时候,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无疑是想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古训,并不过时嘛。
然而,魏源还是太天真了。
甫一出版,顽固派的骂声就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他们的自尊心强到听不进一句别国的好。在他们的心里,鸦片战争输了,但天朝还是天朝,蛮夷还是蛮夷,世界未曾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随即被列为禁书。
再后来,连谈论这部书都成为禁忌。左宗棠曾无奈地指出,《海国图志》问世20年,中国根本没变样,“事局如故”。
五
魏源公开刊印《海国图志》,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他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更让动辄“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国统治者备感不爽。
就算是林则徐,昔日的对英强硬派,在真切感受到中英的实际差距后,也选择了沉默。
从政经验丰富的老林,或许早已悟到: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帝国。
在发配充军的前夜,林则徐约曾经的幕僚魏源长谈,将自己未编纂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给他。
假如他当时能够预见到在他死后近20年,光绪年间一个湖南老乡的命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他的这个湖南老乡叫郭嵩焘。
担任驻英公使后,郭嵩焘在日记中说了英国的好话,穿了洋人的衣服,学了洋人的礼节,这就引起官民两界人神共愤。
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连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你要知道,《海国图志》的初版,还在此之前30年。魏源没被逮起来,仅把他的书当作禁书,已算万幸了吧?
▲魏源:睁眼看世界,怎么这么难?
六
可是,比起日本人初见《海国图志》如获至宝的兴奋,我又感觉大清治下的中国确实是不幸的。
在《海国图志》初版8年后,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日本官员在例行检查违禁品时,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
从此以后,日本人对这部书上了瘾。
当时,黑船事件使得日本面临中国同样的命运。列强向日本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有志之士都在寻找出路,《海国图志》的出现,恰是时候。
日本人通过这部书“睁眼看世界”。
一时间,《海国图志》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研读的经典著作。因为过于畅销,一书难求,短短几年间,这部书的价格就涨了三倍。
日本维新派人士将此书作为“必读之书”,引魏源为“海外同志”。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等都深受此书影响,以至于梁启超后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海国图志》间接促成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向皇帝推荐《海国图志》,奏请广泛刊印。结果,收不到一点儿反馈。
“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
在近代的国家较量中,中国并非没有机会。只是最高统治者不给力,盲目自大和排外,以至于一次次错失变革的机遇,悲哀啊。
等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碾压,思想认知的差距,终于变成了两国的实力差距。
后来,伊藤博文高调访华,面对日本崛起经验的求教,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们应该好好读读《海国图志》!
确实,从《天工开物》到《海国图志》,大清帝国亲手扔掉的宝贝太多太多了,连马克思都看不下去,尖锐预言了这个帝国的末路: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