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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之子:一个被丑化了1700多年的亡国之君

很多人以为,刘禅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在一次宴会上。

蜀汉灭亡后,后主刘禅受封为安乐公,被送到洛阳软禁。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设宴款待,邀请刘禅和一帮蜀汉旧臣参加。

酒宴上,不怀好意的司马昭故意叫一班歌女插播一段蜀地歌舞,蜀汉旧臣听之感伤,纷纷落泪,只有刘禅一人说说笑笑,看得比春晚现场观众还带劲。

司马昭看在眼里,对其心腹贾充说:“刘禅这人没心肝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诸葛亮在世,也无法保全蜀汉,何况是姜维呢?”贾充说,若不是这样,殿下岂能轻易将其吞并。

过一阵子,司马昭问刘禅,你还想念蜀地吗?

刘禅笑嘻嘻地说出一句千古名言:“此间乐,不思蜀。”

▲司马昭的死亡提问(剧照)。

长期担任刘禅“秘书”的郤[xì]正听到他这么一说,觉得太丢人了,回到府中就告诉刘禅,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下次再问起您,应该留着眼泪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我心里难过,无日不想念。”

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同样的问题。刘禅照着郤正说的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司马昭欣赏完他的表演,说:“这好像是郤正说的啊!”

刘禅故作惊讶道:“对啊,就是郤正教我的。”此言一出,哄堂大笑。

《三国志集解》评价此事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

刘禅以一句“乐不思蜀”全身而退,躲过夺命的鸩酒,得以安度晚年。这影帝级的演技,可比他爹当年和曹操煮酒论英雄时,假装“失匕箸”还要精湛。

不过也正是如此,“扶不起的阿斗”成了刘禅最大的标签,好像此人就是一个昏庸无能、傻里傻气的亡国之君。

其实,刘禅投降之后,起初并没有留下太多负面评价,陈寿在《三国志》中,甚至还如此评价诸葛亮辅政时的刘禅:“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在时人看来,刘禅并不傻。

1:

刘禅的出生极具传奇性,相比古代史籍中一些如履迹而孕、梦日入怀之类的离奇传说,阿斗可是在婴儿时期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段神话般的冒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攻打荆州。刘备携民渡江,在当阳长坂遭遇大败,全军溃逃,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妻儿不出意外地再次陷于乱军之中。

当时刘禅尚在襁褓,多亏刘备手下大将赵云紧紧抱着他,还一边保护其母亲甘夫人撤退,才杀出重围,幸免于难。

长板桥上,又有“万人敌”之称的张飞率领二十骑断后,据水断桥,瞋目横矛,对曹军怒道:“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曹军全部不敢靠近他,刘备等人才得以逃脱。

▲赵云单骑救主(剧照)。

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是刘备在小沛时纳的妾。刘备可能是克妻命,早年流离困顿,失去了好几任嫡妻,由甘夫人代为主持家事。甘夫人的封号还是在她去世后才追谥的。

刘禅并非嫡子,出身并无优势,可刘备却将他作为继承人培养,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刘禅确实天资聪颖,而给予刘禅如此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

诸葛亮曾经对同僚称赞年少的刘禅聪明过人,那人就将这番话悄悄地告诉刘备。

刘备这老父亲听了自然挺自豪,对儿子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意思是说,连丞相都夸赞你天分极佳,远远超过期望,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

诸葛亮是出了名的实在人,肯定不会阿谀谄媚,无故拍领导儿子的马屁。后来他辅佐刘禅,还再次称赞刘禅“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说明刘禅绝非庸才。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刘备可不用背这个锅。他在世时不忘督促刘禅勤学苦读,还给儿子列了个书单: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书中皆是帝王之学,研读这些书目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可见刘禅平日学习并没有落下,非但不是天生痴傻,可能还是一个高材生。

愚懦之中藏机敏的刘禅,从父亲手中接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章武三年(223年),历经关羽失荆州和夷陵之败后,一代枭雄刘备在永安宫抑郁而终,临终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永安托孤是三国时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作为统治者的刘备,竟然放心地将奋斗一生建立的蜀汉政权托付给诸葛亮,还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如果刘禅无能,诸葛亮可自行取度。

诸葛亮涕泣而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之后,刘备诏敕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去世后,继任的刘禅遵照遗嘱,与辅政的诸葛亮达成默契,“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而开启蜀汉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

▲永安托孤(剧照)。

2:

从章武三年(223年)17岁即位,到炎兴元年(263年)献表投降,刘禅作为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竟占据西南一隅,做了四十年的无为天子,看似奇葩,实则大有文章。

陈迩冬先生说,庸主往往是贤能之相所造成的。正如齐桓公得管仲而称霸诸侯,万历因张居正而坐享帝国。

稷下道家有“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一说,刘禅正是采用这一政治运作模式。

诸葛亮主持朝政时,蜀汉政权实际上是一种“虚君制”,其本质是“上而无为以任其下”,皇帝在“循名责实”的前提下,对宰相采取不干涉主义,任由其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充分发挥才能。

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百官管理国家事务,类似于“责任内阁”接受皇帝问责。就像诸葛亮自己说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就曾自贬三等。

如此,刘禅乐得安逸,诸葛亮殚精竭虑。刘禅自己也说:“政在葛氏,祭在寡人。”国家大事由诸葛亮负责,自己只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负责祭祀之类的礼仪就行了。

在刘禅的放权下,诸葛亮开府治事,大权独揽,成功化解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力量弱小的蜀汉在成都立住脚。他平定南中,北拒曹魏,东和孙权,兴修水利,发展贸易,使蜀汉一度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盛景。

诸葛亮竭尽心志履行相父之职责,在《出师表》中可看出孔明对后主的循循善诱,“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虽然通篇提了N次“先帝”,但句句都是为了阿斗好,古往今来,有几个大臣敢跟皇帝这么说话。

▲刘禅与诸葛亮(剧照)。

人们往往只记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忘了其身后任人信人的后主刘禅。

横向比较三国时期的托孤,就可知二人的君臣关系有多难得。尽管诸葛亮也曾打压朝中一些不利于己的重臣,如同为顾命大臣的李严,但蜀汉的执政班子整体上都相当稳定。

反观曹魏,文帝、明帝两朝托孤,都有司马懿。曹操曾经警告过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不出其所料,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以太后的名义消灭另一个托孤大臣曹爽一党,杀了他们三族,司马家族就此一步步蚕食曹魏政权。

东吴的孙权晚年昏聩,为太子之争心力交瘁,临终将年仅10岁的幼子孙亮托付给孙弘、诸葛恪、孙峻等大臣。

孙权一去世,诸葛恪就将素来不和的政敌孙弘诛杀,此后独揽朝政,引起孙吴宗室不满,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孙峻又设下一桌鸿门宴,在帷帐内埋伏士兵,将诸葛恪斩杀,并夷灭其族。孙吴就此开了内讧的先例,此后朝政混乱,国力日衰。

3: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带着北伐的未尽理想病逝于五丈原,用行动实践了自己对刘备父子的承诺。

对于这一影响蜀汉未来的惊天变局,刘禅沉着冷静应对,立刻在成都城内实行宵禁,进入警备状态。孔明灵位送回后,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又素服发哀三日。刘禅伤心不已,甚至哭倒在朝堂之上。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剧照)。

诸葛亮治蜀有功,深得人心,朝中群臣和各地百姓纷纷上书,请求在成都为已故的丞相立庙。

这一提议违背礼制,刘禅当然没同意,老百姓只好逢过节时在路边“私祭”。

此事一直拖了三十年,刘禅才下诏,远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并禁止民间的“巷祭”、“野祀”,可见他对功高震主的诸葛亮确实有些忌惮,后世甚至有人以此推测刘禅对诸葛亮擅权早已心生不满。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这么想。诸葛亮去世后,丞相参军李邈以为刘禅将对诸葛一党进行清算,赶紧投机倒把,上书说: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这是将诸葛亮比作西汉吕氏、霍氏等嚣张跋扈的外戚,还将孔明之死当作喜事,可谓用心险恶。

刘禅看到这份奏疏是什么态度呢?他二话不说,将挑拨君臣关系的李邈下狱处死。值得一提的是,在有明文记载的史料中,李邈是刘禅在位期间唯一亲自下诏诛杀的人,这也是他难得动怒的时刻。

刘禅对诸葛亮任之生前,信之殁后,蒋琬、费祎都是诸葛亮临终推荐给后主的继任者,刘禅如果对诸葛亮的安排不满,大可提拔自己的亲信,可他却根据孔明的安排,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主持朝政。除此之外,在此后得到重用的董允、姜维等文臣武将也是诸葛亮生前赏识选拔的人才。

刘禅还下诏褒扬孔明,言辞切切,感人肺腑,自称“朕用伤悼,肝心若裂”,足见感情之深。

清人袁枚对后世褒孔明而贬后主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写道:“孔明之贤,即后主之贤也。”

4:

诸葛亮逝世后掌握实权的刘禅,削弱相权、加强帝权的做法也相当聪明。

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都不具备孔明的威望和能力,刘禅适当放权,命他们辅政,同时又恢复君权,以免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再次出现。

实行虚君实相的蜀汉,在三国中却是最早取消丞相制。

鉴于诸葛亮在世时权势过重,刘禅从此不再任命丞相,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接替孔明“总统国事”,之后又任命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改任大司马。

如此,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蒋琬主管行政,也兼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各有侧重。等到蒋琬去世,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悄无声息地夺回君权,这样高明地玩弄权术,可见他老爸推荐的那一套帝王之术,他不但读了,还能参透其中玄机。

蜀汉后主刘禅(剧照)。

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刘禅经常表现出极高的情商。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后,曹魏的大将夏侯霸是曹爽一党,害怕受到司马懿父子迫害,叛魏降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当年在曹、刘争夺汉中时被蜀将黄忠所杀,蜀汉是夏侯霸的杀父仇人。

刘禅知道此事会让夏侯霸心存芥蒂,于是在接见他时一笑泯恩仇,说:“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一句话就将仇恨化解,两军相争,难免有死伤,你的父亲也并非死于我父亲之手。

之后,刘禅话锋一转,指着自己的儿子对夏侯霸说:“此夏侯氏之甥也。”你看,我儿子还是夏侯家的外甥啊。刘禅的皇后是张飞之女,张飞的妻子出自夏侯家族,这不就是一家人嘛。

三言两语让夏侯霸感动不已,他从此死心塌地追随蜀汉,多次参与姜维北伐的战争,和老东家拼命。

生长于战乱之中的刘禅,深知父辈创业艰辛,也非耽于享乐的皇帝。

他常年居于深宫之中,从不出游巡幸劳民伤财,直到诸葛亮去世两年后,才难得去了一趟都江堰,“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

都江堰是一个水利工程,刘禅很可能不是去游玩,只是参加每年岁修后的放水仪式。《三国志》还是将此时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其实游山玩水对很多帝王而言不过是正常的业余爱好,可能小说家言还要给他们来几段大明湖畔夏雨荷之类的风流韵事。

刘禅却没有这样的浪漫邂逅,在三国时期的皇帝中,他的宫廷生活相对简朴,且从谏如流,坦然接受大臣对自己私生活的约束。

刘禅有时想要为爱鼓掌,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担任黄门侍郎、侍中,负责管理宫中事务的董允就劝刘禅说,不应立过多后妃,“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刘禅只好听从其建议。

刘禅宠信宦官黄皓,正是因董允时常“正色臣主”,黄皓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放肆,直到董允死后才频频作妖。而刘禅也只是将他当作一个跳梁小丑,说黄皓不过“趋走小臣耳”。

刘禅有时想发展后宫娱乐业,选拔声乐人员、扩建皇宫建筑。蜀中大儒谯周劝其减省后宫开支,刘禅虽然不开心,但只是免去了他太子家令的职务,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此后还是听从谯周谏言,并没增修后宫。

心地善良的仁德之君,会在危急关头下顾全大局,屈己爱民。蜀汉灭亡时,刘禅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仁慈。

5:

景耀六年(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诸葛绪分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大将姜维率领主力驻守在剑阁,与钟会大军对峙。

精通山川形势的邓艾看到剑阁难以攻破,就带着精兵绕过剑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奇袭几百里,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奔成都城下。

魏军一到,整个蜀汉朝廷乱成一锅粥,就如何摆脱困境展开讨论:一派主张投靠盟友孙吴;一派主张迁都南中;一派主张出城投降曹魏;还有一派主张固守待援。

刘禅接受光禄大夫谯周的提议,决定降魏,由大臣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往邓艾营中投降,至少避免了蜀地生灵涂炭。至此,蜀汉在西南地区四十余年的统治正式结束。

刘禅也不过是顺势而为,他投降时,蜀汉的形势早已不容乐观,连年北伐“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亡时,人口仅剩94万,却有甲士10万,官吏4万,百姓负担沉重,财政难以为继。有人慨叹:“蜀穷匮至此,固难以支久矣!”

刘备对刘禅寄予厚望,但他也在遗诏中对儿子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

然而,更多的人只记住了刘禅不战而降的懦弱。身为国君,他未能以身殉国;身为儿子,他未能坚守父业;身为领袖,他未能以身作则,不忠不孝,无信无义,更何况当时一些蜀国人还表现出了过人的气节。

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在听到其父决定投降后,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刘禅将其喝退,刘谌带着全家老小前往祭拜刘备之后,起身杀死妻、子,然后自杀于昭烈庙里。

刘禅的后妃中有一位李昭仪。魏军攻占成都后,曾将蜀汉宫中的一些宫人赏赐给尚未娶妻的将领。李昭仪愤然表示:“我不能二三屈辱!”随后自杀而死。

远在前线的姜维大军得知刘禅投降的消息,“将士咸怒,拔刀砍石”。在绝境之下,姜维还试图挽救蜀汉,谋划策反钟会,不幸失败后被杀,蜀汉太子刘璿也死于乱兵之中。

6:

蜀人是否因为刘禅亡国而怨恨他呢?

并没有。

曾经供职于蜀汉,写下《陈情表》这一经典名篇的李密,后来被召至洛阳为官。有人问他:“安乐公何如?”

李密说:“可比齐桓公。”那人不解,李密接着说:“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在李密看来,刘禅稍次于春秋首霸齐桓公,有功有过,却不失为一代雄主。

直到宋代,刘禅在蜀地仍是一个正面形象,为当地百姓深深怀念,成都的刘禅祠和武侯祠分列于刘备的昭烈庙两侧,自南北朝兴建,一直保存到北宋。在古代,只有那些有大功德于民的人,才能专立祠庙。

当忠君爱国的新儒学日益禁锢思想后,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庆历年间(1041—1048年),蒋堂知益州,在搞基建时发现木材不够用,下令拆毁刘禅祠,将材料用于建造其他建筑。

蜀人极为不满,表示强烈抗议,一时间甚至出现“狱讼滋多”的情况。

蒋堂坚持强拆,抗议无效,因为在这些儒生看来,刘禅亡国,于汉是不忠,于父是不孝,这样的人不配拥有专祠。

在成王败寇的理念下,像刘禅这样的亡国之君,就只能贴上无德无能、呆头呆脑的标签,永世不得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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