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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府出现难题时,宋神宗分别找司马光和...

宋朝的现状

治平四年(1067 年),宋英宗病逝,年仅20 岁的颖王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

新皇登基,踌躇满志,然而,摆在宋神宗面前的这个国家,却让他叹息不止。

因为,大宋帝国外部虽然繁花似锦,无比繁荣;但其内部,却早已矛盾丛生、腐败透顶,犹如一堆残羹瓦砾,只要轻轻一推,就能倾倒在地。

这个说法绝非危言耸听。要知道,因为庆历新政的半途而废,昔日的“三冗”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最终,新的“三冗”问题,成为压倒帝国的三座大山了。

这个新“三冗”问题,就是困扰大宋多年的冗官、冗兵、冗费。

先说冗官。

史料记载,宋朝的官员数量之多,堪称历史之最。当时,光登记在册的官员,就有2.5 万人之多。各种编外的“临时工”,更是不计其数。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官员,一部分是宋朝“恩荫制度”胡乱册封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宋朝科举制度盲目扩招的结果。但最大的原因,则是从宋朝建国开始,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一套神奇的制度,导致帝国必须使用很多的官员。

这套制度,就是宋朝神奇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离的制度。

那么,这是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呢?又为什么神奇无比呢?

因为在这套神奇的制度中,上到宰相,下到乡县看门的老头,大家全都“名不正言不顺”,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同时,虽然不担任这个官职,大家却干着这个官职的活,还拿着这个官职应有的“工资和奖金”。

看晕了吧。其实,只要明白了赵匡胤创造的这套“官、职、差遣”,就能真正明白这位皇帝的良苦用心。

所谓的“官”,就是“官职”,用来确定官员的等级、俸禄的高低以及待遇的薄厚等。但是,这个官却有名无权,一点儿权力也没有。

比如,朝廷任命你为教育部部长了。从此,你得到教育部部长这个官职, 也拥有教育部部长这个头衔,但是,你不能干教育部部长的工作,也没有教育部部长的权力。

这个“官”,就是一个虚衔。除了每月领工资,这个“官”一点儿权力都没有,所以也称“寄禄官”。

那么,怎么获得权力呢?

这就得靠“职”来解决。

所谓的“职”,就是“职务”,代表着你要干什么活以及行使什么样的权力等。但是,这个官却“有权无名”。

比如,朝廷让你干教育部部长的工作了,你就能够履行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也拥有教育部部长的权力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教育部部长了。

毕竟,你没有教育部部长的头衔,因此拿不了教育部部长的工资,也没有教育部部长的待遇。除了工作增加了,啥好处也没有!

可见,这个“职”,虽然有权力,但基本上就是一个“荣誉虚职”。官员得到了这个“职”,常发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唏嘘感叹了。

那么,怎么让权力和头衔挂等号呢?

这就得去问“差遣”了。

所谓“差遣”,就是皇帝临时派你去干一件事情或去完成某项具体任务,而特意派遣的工作。

比如,皇帝任命你为教育部部长并派你去搞教育,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有了皇帝的“差遣”, 才能让“官”和“职”挂等号,才真正拥有了权力和责任,变成一个“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这种差遣的官员,也叫“职事官”。

当然,即使得到了权力和头衔,变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员,也别美,因为赵匡胤在这里还埋下了两个“撒手锏”,让你根本无法释怀。

第一,时间。

虽然在皇帝的“差遣”下,官员有了权力和官职,但是等事情办完了,皇帝的“差遣”就结束了,这些权力和官职就得上交。

因此,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即使有了皇帝的“差遣”,他们也不过是一个“临时工”。等干完工作了,这些官员就下岗待业,只能重新找工作了。

第二,专业绝不对口。

为了防止官员专业对口、培养自己的势力,赵匡胤在“差遣”工作的时候,一般不找“对口”的行业官员,反而绕来绕去,去别的部门找一个“稍微对口”的兼职生,对其委以重任,让他管理这件事情。

还拿教育部部长举例,在任命时,赵匡胤绝不会任命搞教育的专业人员,而是让商业部的人员来兼职。他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教育部部长大权独揽、结党营私、脱离管治。

以上,就是赵匡胤建立的“官、职、差遣”制度的大概内容。

赵匡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控制官员的权力,让官员有名无实,或者是有实无名。即使官员有名有实了,也可以用“专业”和“时间”来控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无法做大做强。

不得不说,赵匡胤为了建立这么一套制度,真可谓呕心沥血。但他建立的这套制度,也让帝国管制混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按照已故大师柏杨《中国人史纲》的说法,如果把宋朝的官职套用到现代,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应该是这样子的: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他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 彻底晕菜了吧。宋朝的官员制度,就是这么乱!

不得不说,赵匡胤设计了这么一套深奥无比的制度,其本质目的就是更好地管理这些官员,防止他们造反。同时,它可以把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的手里,让赵匡胤大权独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并没有阻挡官员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弊端,并且愈演愈烈。

这个弊端,就是困扰大宋数百年的冗官。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官员是“官、职、差遣”三种任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定会出现有名无权的闲官。

大宋刚建立时,闲官少,危害不大,但随着恩荫制度的不限制和科举考试的玩命扩招,闲官数量越来越多,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据史料记载,至宋神宗时期,这种有名无权的闲职官员,占据了官员总数的70% ~ 80%。也就是说,每十个官员里面,就有七八个是吃闲饭的(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对于这种闲官,朝廷也没有办法裁减。

毕竟,官场关系错综复杂,你知道对方什么来头?恐怕还没开始裁减,自己就第一个被裁减了(参考范仲淹的结局)。

不能裁减,只能养着了。为了让这些吃闲饭的官员也能名正言顺,朝廷只能绞尽脑汁发明新的差遣、新的官职。这样就产生无数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名词。

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从字面上解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其实呢,这个官职就是“宰相”!

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在史书中,宋朝官员的简历动不动就一长串一长串的官职头衔了吧。

此外,这种混乱的官场编制,也产生了低下的效率,即“叠床架屋”。官员们在这种“床上叠床,屋下架屋”的办事效率下,常见的推诿扯皮、拖拉积压、吃拿卡要、议而不决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当然,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的办事效率问题,并不是最大的危害。按照某位史学家的说法,这些冗官们真正的危害是: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了大宋帝国灿烂的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帝国数以万计的金银,从而让帝国迅速衰败。

这才是冗官最大的危害!

资料显示,宋神宗登基时,正式在编的官员数目,居然多达2.5万名,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据!而每年为官员支付的俸禄,大约是1200万缗钱。

1200万缗是什么概念?宋朝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6300万缗钱。这群官员把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吃掉了。

因此,如果你是宋神宗,你也得让人变法,改变这一切。

当然,对比下一个问题,您就会惊讶地发现,根深蒂固的冗官问题,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真正的“倾盆暴雨”问题,就是长期困扰帝国的冗兵。

“三冗”问题

咱们都知道,宋朝以武得天下,但为了防止其他人也以武得天下,所以从太祖时期起,赵匡胤就实施了各种抑制武将的政策,比如,以文制武、宦官监军、依阵图行军等,千方百计防止武将造反。

即使建立了这么多抑制武将的制度,赵匡胤还是觉得不保险,为了得到一个“可以为百代之利者”的制度,赵匡胤下令宰执们开会,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

史料记载,开会期间,赵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都被赵匡胤否决了。最终,太祖皇帝认为,只有一种办法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这就是养兵:“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生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这个意思是说: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只有“养兵”。遇到了灾荒之年,国家把这些饥民招募为士兵,就可以避免饥民作乱。在正常年份下,即使有军队作乱造反,也不会有百姓参与,因为百姓都当兵了。

虽然从字面上看,这就是一种国家养兵的募兵制度,但实际上,赵匡胤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地痞、无赖等各种社会不稳定人群的管束机构,使之不在社会上滋事起义。

对于这种募兵制的见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政府招募这些“失职犷悍之徒”,即那些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各种不服管理的刁民,就是要把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招募入伍,豢养起来,使之不再作乱……同时,把这些可能反抗现政权的潜在力量,转变为维护现政权的力量,使这个政权多获得一些保险系数。

就这样,一个天下无民、只有士兵的乌托邦世界,就在赵匡胤的手中慢慢成形了。不得不说,这个制度的效果还不错。

有专家做过这样的统计——宋朝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有三百多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朝代。但汉唐时代,农民起义往往一经发起,即成燎原之势,进而撼动整个国家的根基。唯独在宋朝,每次起义都局限在比较小的地域,时间短则数月,长不过四五年。因为宋朝的兵、民是完全分开的,他们不可能一致行动。即使有百姓起义,也很少有士兵跟着他们一起闹事。

短期看,这套制度没有太大弊端;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

因为这个军队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要知道,强行招来参军的百姓,本来就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他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因此,在对外战争前,政府还得招募精壮士兵,继续扩大军队的数量。这样在不经意之中,宋军的数量就成倍增长了。

宋军数量多,本来也容易解决,遣散了便是。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了妥善管理灾民,避免他们重回社会暴乱,宋朝强行规定,百姓一旦当兵,就终身被编入官府军籍,子孙后代也不许脱离军籍。

就这样,国家招募的灾民不许脱离军籍,一生要仰食于官府,他们的子孙也不许脱离军籍,生生世世要仰食于官府。招募的士兵也是如此,久而久之, 宋朝的军队要不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那才叫见了鬼!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宋朝的士兵数量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多,终于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量。

宋太祖开宝年间,宋朝全国军队大概为40 万人;到了宋太宗时期,全国军队增至60 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全国军队增至90 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军队增至100 万人;而等到了宋神宗变法前,全国军队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20 万人!

120万人是什么概念?清朝全盛时期,国土面积是宋朝的三倍,全国的军队也就70万人。即使是“十全老人”乾隆统治的时期,对外战争极其频繁,当时清朝最高的军队数量也没超过90万人。

看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伯好汉、那位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所以能够训练那么多皇家禁军,也是源于此了。

宋朝120万皇家禁军,不仅数量惊人,也暗藏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这得需要多少钱才能养活这些士兵呀!?

根据蔡襄的《论兵十事疏》记载,当时国家养兵的标准,一个中央正规军(禁军)士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50缗(约一万元人民币);一个地方士兵(厢兵)一年的军饷,大概为30缗(约六千元人民币)。宋朝一共118万军队,每年国家耗费的军费,大概为4800万缗。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疏》

史学家们相信,蔡襄说的这个军饷数字是真实可信,原因有二:

第一,这篇奏章,是蔡襄在治平元年(1064年)担任三司使时书写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他就是管理国家财政的官员。蔡襄的话可信。

第二,为了论证自己的数字,蔡襄还附列了一张精细的军费账单,上面罗列了宋朝军队所有的开支,只要用笔一算,就能清楚看出了。所以,蔡襄的数字应该真实可信。

那么,整整4800万缗,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前面介绍了,宋朝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6300万缗钱。每年全国的军费开支,居然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以,蔡襄悲观地写道:“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放眼古今中外,这种军费开支比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综上所述,冗官每年花费1200 万缗,冗兵每年花费4800 万缗,仅这两项开支,就用去国家6000 万缗的财政收入了,国家早就入不敷出了。

除了这两笔开支,宋朝还有很多开支,不得不花。比如说,皇室每年的开支、祭天拜祖的费用、装修房屋的费用、天灾人祸的赈灾款等。

这样一算的话,宋朝早就亏本运营,必须申请“破产”了。

这些让国家入不敷出的开支(冗官、冗兵),就是宋朝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冗费。

多说一句,在这些冗费中,有两笔开支不得不提。这就是那两笔被史学家们无限放大、数量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钱——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

如今,随便翻看一本历史书,在谈到冗费这个问题时,一定会说到这两笔开支,也一定会再三强调:因为这两笔非常重要的开支,即送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导致宋朝入不敷出。帝国的“积贫之说”,也源于此。

事实上,对于这种说辞,真要好好商榷一番。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宋朝给辽国的“赏赐”,不过50 万缗;宋朝给西夏的“赏赐”,也就25 万缗。这两笔钱加起来,也就75 万缗。

对比一个年收入6300 多万缗的帝国,这些钱真的很多吗?这区区百分之一的钱财,真是帝国“积贫之说”的根源吗?

那么,为什么史书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两笔钱极其重要,是大宋“积贫之说”的重要根源呢?

按照李亚平教授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仅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因此,帝国积贫之说,源出于此。

书归正传,拜这“冗官、冗兵、冗费”三座大山所赐,宋神宗登基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残破不全的帝国。这个国家百废待兴,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了,若不再变法图强,宋神宗就成为一个亡国之君了。

因此,变法之日,就在今天!但是,找谁来变法呢?

焦急的君主,群臣的答案

既然要变法,就必须起用新人、能人。毕竟,指望朝廷这群死气沉沉、干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去变法,那就是一个笑话。

那么,宋神宗重用的变法的人,是谁呢?

宋神宗第一个重用的人,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的吴奎。

史料记载,宋神宗和吴奎非常投缘。他们不仅有共同的语言,在那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更是完全一致。

那件事情,就是英宗时期的濮王之议。

咱们前面讲过,宋英宗之所以玩命认爹,就是要给后世子孙一个名正言顺的正统身份。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子嗣却并不领情。

当时,宋神宗是跟曹太后一条心的,宋神宗不理解父亲的苦衷,他还强烈反对这件事情,甚至想在登基后撤回对濮王的册封。

皇帝想撤回对濮王的册封,但欧阳修、韩琦不干。毕竟,为了干这件事情,他们把半数朝廷的人都得罪了。

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急切地希望一个大臣站出来,替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这个大臣,就是吴奎。

史料记载,宋神宗登基后,多次召见吴奎,问其追封濮王一事的意见。

宋神宗对其道:“欧阳修等人提议追封濮王为尊,他们用到了汉宣帝追封先父的例子,不知是否合适?”

吴奎回应道:“欧阳修举的这个案例,根本不合适。因为,虽然汉宣帝接替了汉昭帝的位置,可是按照辈分,他们是侄孙和叔祖的关系(汉宣帝的爷爷是汉昭帝的大哥)。因此,汉宣帝追封自己的父亲,跟汉昭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宋神宗道:“假设,汉昭帝是汉宣帝的养父,那汉宣帝追封自己父亲的事情,是否合适?”

吴奎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继续道:“汉宣帝一事,暂且不表。我朝英宗是仁宗皇帝亲手选立的,仁宗对英宗恩重如山,您不能忘了这份恩德呀。在臣看来,追封濮王一事,涉及私人感情,不够公正。”

宋神宗听明白了吴奎的意思,沉默不语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宋神宗虽沉默不语后,但吴奎也知道该干什么。

后来,在吴奎的强烈反对下,追封濮王一事,最终不了了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 三位妻妾也依旧称“王夫人”。

就这样,宋英宗拼尽一生,为儿子挣来的名分,就在儿子一句轻描淡写的“不要”声中,不复存在了。

宋英宗若在天有灵,见此情景,不知会做何感想。

书归正传,因为这件事情,宋神宗很信任吴奎,希望他能够主持变法,改革弊政,使宋朝重新强大起来。然而,在变法方面,吴奎却让宋神宗失望了。

因为,吴奎信奉的理念就是八个字——顺应天命,合乎人心。

宋神宗眼中,如此空洞和不切实际的道理,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家都快穷死了,到时候老百姓揭竿而起了,难道也是顺应天命,合乎人心?

于是,这个本来被寄予厚望的吴奎,就被宋神宗抛弃了。

宋神宗看中的第二个变法人选,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

当时的司马光,年轻有活力。他才华横溢,是文坛领袖;他清正廉洁,是官员的表率。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合格的变法人选。

然而,在变法方面,司马光能给皇帝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宋神宗多次召见司马光,询问如何让国家富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是这么回答的:“修身治国,我总结为六个字,即‘仁、明、武、人、赏、罚’。我们要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一个坚守自己原则的人, 一个刚正不阿、敢跟邪恶势力斗争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是一个君子了。君子在治国方面,无非就是选择同样是君子的大臣,用功必赏、有错必罚,这样一来,国家上下同心,自然就能富强了。”

听完司马光的话后,皇帝哭笑不得:朕问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不是问你如何“做人”!

宋神宗继续恭敬地问道:“敢问爱卿,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能让国家的赋税快速提高?”

一听这话,司马光反而怒了,他大声道:“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百姓,就在国家。若国家想要富庶,就只能从老百姓手里抢夺了。至于怎么抢夺,我是没有办法的。”

司马光愤怒也是有原因的。在这种“君子儒”的眼中,身为君子,是要讲“义”的,怎么能讲“利”呢?现在的这个宋神宗,简直就是当年的梁惠王,眼里只有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那种“龌龊”的东西!这样一个天天琢磨挣钱的君主,怎么能是一个明君呢?这么一个天天讲利的君主,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虽然司马光想劝慰宋神宗成为一个重信、讲义的明君,但是,宋神宗不可能接受这套说辞。在宋神宗的眼中,国家都快穷死了,不讲利、不琢磨挣钱,行吗?反正有人给你司马光开工资,你吃喝不愁,我不管国家还剩多少钱能行吗?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长叹一声,对周围的人道:“司马光的人品是好的,也很有才华,但是太迂腐、太不切实际了。”

接连在吴奎、司马光处碰壁后,宋神宗又去物色下一个人选。

这一次,宋神宗挑选的是那个老当益壮、曾经主持过变法的富弼。

宋神宗的眼中,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他与范仲淹并肩作战、一起轰轰烈烈地变过法。若让这个老臣来辅佐自己重新变法,必能让朝廷上下焕然一新。

说干就干,宋神宗立刻召来富弼,询问他如何变法、如何强国、如何改革弊端。

宋神宗和富弼从早上一直聊到黄昏。虽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但是富弼的回答却让皇帝非常不满意。

原来,在是否变法这个问题上,富弼的回答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国家宜静不宜动,擅自更改,只能让那些小人得利,而让国家受难,百姓也跟着遭殃。

可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富弼变了,他变得明哲保身了,也终于变成了他以前最讨厌的那类人。

宋神宗还不死心,继续问道:“对于边疆事务,不知爱卿有何建议?”

富弼知道皇帝一直想发动战争,一雪前耻,但他劝慰道:“边疆之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按照现有的制度处理,就不会出乱子。陛下您刚刚登基不久,希望您体恤百姓的苦楚,布德行惠,在20年之内不提战争之事,给天下一个太平。”

听了富弼的这番话,皇帝沉默不语。

群臣谈话结束后不久,富弼就请求去外地当官(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宋神宗二话不说,就给批准了。

跟这些老臣们谈完后,宋神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果想维持现状,朝中随便找一个大臣,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曾公亮等,都可以执政,并且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这能维持住国家下滑的趋势吗?他们的执政理念,能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吗?如果自己死后,留给后世子孙一个更加积贫积弱的国家,还不得被后世子孙骂死?而且在那个时候,后世子孙们还有时间和能力变法吗?会不会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呢……

一想到这些,宋神宗就不能安心。最终,这位皇帝决定——变法!必须变法!必须在自己手里,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他要留给后世子孙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宋王朝!

皇帝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值得鼓励。但问题是,谁来执行变法呢?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宋神宗彷徨迷茫之时,老师韩维推荐的一个人,让宋神宗眼前一亮, 他一拍大腿道:“是呀,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呀!这个人,才是变法的最合适人选!”

是的,这个人,确实是变法的合适人选;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宋朝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因为这次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富争议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两宋饱受争议的宰相——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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