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东亚大陆纵横捭阖的时代。仿佛放大版的战国历史的再现。
01:
历史定律
金政权是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发自东北；蒙古政权是蒙古人建立的，蒙古人来自蒙古高原。
女真人不堪忍受统治草原的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政权压迫，当然，也因为辽政权在圣宗和道宗两朝将军事资源大量投掷于蒙古高原，两重原因影响之下，女真人起兵反辽，并于1116年建立政权，国号为金。其国号大意有金胜铁之意。毕竟契丹之名，其本意为镔铁。
金政权与南方的北宋政权在1120年达成协议，结成同盟，联兵灭辽。虽然这一过程有点坎坷，但是双方在1125年灭辽成功。
而此后的历史，大家也比较清晰，金人在灭辽半年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驾崩不久，便两路伐宋，继而在1126年冬攻入宋都开封，1127年春掳掠开封皇室、臣僚、军民约20万人北上，史称“靖康之变”。此后，宋金之间持续交锋，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双方停战后，宋金之间才维持了相对长期的和平，而双方疆土大略——如下图：
南宋时期地图
金政权立国之初，以及初入主中原之时，其政治中心在黄龙府。其核心利益大抵在吉林-辽宁一带。这一地区是金人龙兴之地，金人长期在此经营，根基雄厚。
从金帝谱系来说，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其统治中心基本都在东北。
只是，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个特例，根据《金史 卷129 佞幸 高怀贞传》记载，海陵王人生有三大志向：
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
不得不说，海陵王是一个真性情的汉子，从即位之初便有混一天下之志。
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他命画师混在出使南宋的使团中，回国后将南宋临安景色绘制于屏风之上，并将自己的形象绘制在临安的山头。
根据《大金国志》卷14《海陵炀王》记载，海陵王还在屏风上题诗曰：
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
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也被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记，只不过诗文的内容略有变化，岳珂《桯史》卷8记载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内容略不同，但主旨思想大同小异，都是要立马吴山第一峰。
正因为海陵王有混一天下的意思，故而在他即位后，欲将统治重心从东北迁移至更适合中原，甚至更适合统治全中国的地方。
所以，根据相关的史料，我们不难看到，海陵王时代金人迁都中都，也可以看到海陵王时代，金人营建、恢复开封旧城、宫室……
这些记载，虽然都是因海陵王伐宋而来，但也反映了金人逐渐将政治中心迁入中原的意愿。
而实际上，若纵观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塞外民族若要入主中原，其关外政治中心必须迁徙至中原地带。金人之前的拓跋鲜卑便是典型例子——其从代地迁都至洛阳，全面开启其汉化过程。
迁都有利之处便在于此——可以更有效地对中原进行管控；而迁都的弊端也非常明显——政治中心的南迁，必然会对北方草原的管控力度下降，继而造成北方草原崛起的不可控。
拓跋鲜卑居代北时，北方草原时刻处管控之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柔然崛起，时而寇边。加之六镇地位的下降，自北魏迁都洛阳开始，北魏一朝北方边患、北方兵变战乱就没停止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朝，直至隋文帝时代才有所好转。
南朝刘宋与北魏对峙图
历史就是这么有规律，发生在拓跋鲜卑身上的事儿，也会在完颜女真身上重演。
金人立国于东北。东北的地理位置可以形成对蒙古高原的侧翼包抄，可以对草原进行有效管控。或者退一步说，起码可以实现有效的防御。但迁都北京后，对草原的管控毕竟有明显下降。
金人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也无可奈何。这并不全是政治中心南迁所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即便是辽国时代，辽国以草原政权，居于草原，其对于西北和蒙古高原上的各种游牧部族，也无法进行有效管控。前文提到的辽圣宗和辽道宗两朝，辽国对北方乌古、敌烈等游牧部族长期战争，最终导致国力衰落，金人崛起。
以草原民族特性，中央政权若以直接的军事占领，实施如中原一般的郡县管控，其成本过高，无法承受；若仅以羁縻方式进行管辖，则必然会出现控制不稳，貌合神离，甚至是时顺时叛的尴尬局面。
金人无力直接管控草原，于是金人便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拨，以行分化瓦解，羁縻管控之意。
这套法子辽国当年也对金人用过。但挑拨各部关系的结果，貌似很完美地削弱了对手，而长久看来，一旦各部觉醒，大家发现，矛盾的真正集中点并不在本民族之间。
金人的战略可以取得一定成功，却无法长久实施。而在实施过程中导致的血海深仇，必然会有现世报的那一天。成吉思汗的父亲便在部族仇杀中身亡，他难道会忍气吞声一辈子而不反抗金人吗？
而当北方游牧民族团结起来，貌似强大的金人因为丧失了对草原的控制权，也只有依靠燕山幽云一线的长城来进行防御，这种防御非常被动，并无效果。
后来的明代土木堡之变是个典型的例子。明代貌似建立了完善的对北卫所防御体系，而实际上蒙古军队却可以在各城防要塞、卫所之间来回机动，整个明代北方边防便是个大筛子，到处漏水，到处透风。
因此，我们可以将蒙古灭金看成是金灭辽的历史翻版。这种历史的再现，甚至连双方的盟友选择上都有极强的相似性。
02:
邻居的态度
这是个纵横捭阖的大时代。
辽金对峙时代，东亚大陆上有辽、金、北宋、西夏四大政权。
金蒙战争时代，东亚大陆有金、蒙、南宋、西夏四大政权。
在金蒙战争开始之初，蒙古以弱小一方，攻击强大的金国，他们需要盟友的支持。而在当时的政治地理中，蒙古能够选择盟友，无非就是南宋和西夏。
南宋嘉定七年（1217），蒙古骑兵三人渡淮河至濠州，递交成吉思汗国书，希望与南宋合作，联蒙灭金。但南宋自觉事态重大，又曾有北宋末年联金灭辽的惨痛教训，将之拒绝。后这三人还为金人所获。
就在这一时期，金宣宗抵抗不住蒙古的打击，从北京迁都开封，进一步退缩。
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宋廷对于是否联蒙灭金的态度相当谨慎——殷鉴不远，至于联金灭辽的惨剧，宋人时刻不敢忘。
因此，在金蒙开战后，宋人虽然已经敏锐察觉到金人在蒙古打击下风雨飘零的事实，但前门送狼，后门迎虎的教训还在，尽管宋人有积极地收复失地，灭亡金人的冲动，但在是否与蒙古联合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
蒙古政权兴起之初的版图
最终促使宋人全面倒向蒙古的因素大抵上有两个：
其一，金国人自己搞不好与南宋关系。（金在暮年，每与蒙古交战不利，辄欲南侵伐宋，欲取偿于宋。）
此外，金人还盲目自大，觉得自己总比南宋强。
《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就记载金哀宗这么一段话：
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
甚至在金哀宗被蒙古军队压迫得从开封逃到蔡州时，还幻想着金将武仙、武天锡集结数万军队，“集大军与上会于饶风关，出宋不意，取兴元”。
意欲入川，徐图再取。
因此从金人定都北京时代开始，但凡蒙古南侵，金人不利，金人便发兵南侵，想从宋人这里捞到便宜补充自己。
而南宋又哪里是软柿子？
金宣宗时代，蒙古人下幽云，金人不敌。蒙古撤军后，金人南侵，但其结果在《金史》里写得再明白不过：
宣宗南伐，士马损耗十不一存。
国家精锐几近丧。
枢府武骑尽于南。
上述三句记载，写得明明白白。这种情况便是中国人常说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对宋占不到便宜，对蒙又打不过，如此这般折腾，金的国力只有越来越差。
第二，金人丢弃河北、山东地之后，蒙古迅速攻击到黄河一线，而金人收缩防线以潼关-黄河为线进行防御。金人在这里集结重兵，蒙古人很难突破。
宋蒙灭金示意图
成吉思汗从多年的对金战争中感觉到，要灭掉金国难度远比灭亡西夏要难。根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他曾嘱咐身边人说：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山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雠，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这是一个“假道于宋”的战略谋划。只不过，当时的宋人，尚未准备与蒙古联合，对于蒙古假道的建议均予以拒绝。因此，假道战略很难实施。若无宋人支持，则蒙古难以灭金。
1227年，蒙军强行假道于宋时，因为四川制置使郑损的无能，导致宋人“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崩溃。若非成吉思汗去世，蒙军主动撤退，这一尴尬局面才结束。这一事件被宋史称之为“丁亥之变”。
1231年，蒙军再次假道，并派使臣出使南宋提出借路，但被南宋守将杀死。拖雷便以此为借口，以四万蒙军再次攻入四川。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无能，望风而逃。后又向蒙古提供粮草和向导，致使蒙军顺利经由四川，从金人西南地区攻入唐州、邓州地区，继而在距离开封不远的三峰山附近重创金国十五万大军。这一事件被称之为“辛卯之变”。
蒙古对宋的军事打击在一定程度上让宋金走得更近，有一种共御外辱的意思。但经由这两次事变，蒙军强行假道，金人被迫放弃关河防线和开封，南迁蔡州；宋人则意识到，以金人目前的国力，金人完全不具备在“唇亡齿寒”中作为“唇”的实力。
在金蒙战争中，宋人必须在金亡前居于主动，对蒙展现实力，扩大战略纵深，震慑蒙古，为接下来的宋蒙战争做准备。因此，对金动武，联蒙灭金势在必行。
联蒙灭金的执行者，南宋后期名将孟珙在荆湖制置使史嵩之问及是否联蒙灭金时就明确表示：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话非常理智，也很客观。
这两点原因，致使宋人全面倒向蒙古。
除了南宋这个邻居，金人旁边还有西夏。
西夏1227年为蒙古所灭。
蒙古崛起后，为了实现灭金的战略目标，蒙古人南下伐夏，意欲打击金人侧翼。
夏人遭到蒙古攻击后，联络金人请求金人支持自己共同抗击蒙古。但执政的金章宗完颜璟，以及完颜璟之后即位的卫绍王，对西夏为蒙古所攻均执幸灾乐祸的态度。非但幸灾乐祸，金人甚至向西北扩张，以期在蒙古压迫之下，取偿于夏。
金人如此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致使西夏人顺从蒙古而攻金。后在金人南下攻宋时代，西夏又与南宋联合而攻金。
这种情况直到金宣宗时代才有所好转。金宣宗叮嘱使臣完颜阿虎出使南宋时转达他的意思：
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
——《金史 》卷18《哀宗下》
只是，这时候醒悟已经迟了。从本质上说，金哀宗并没有打算真的跟南宋联合，他这段话不过是权宜之计，在他心中，南宋依旧是软弱可欺的国家。就在完颜阿虎出使前后，金哀宗跟群臣说：
“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
由此可见，金哀宗不过是想取偿于宋，继续金人先前的战略罢了。
综上所述，金人三个邻居，蒙古跟他直接开战；宋人和夏人则被他得罪透，被迫彻底倒向蒙古一方。
03:
亡于蔡州
根据《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蒙古人攻金开封时，宋人已经出兵支持。但其说语焉不详，缺乏其他史料旁证。
但从1223年9月开始，蒙军在塔察儿的指挥下，兵围蔡州。10月，史嵩之任命江陵府副都统制孟珙、襄阳府守将江海，帅师两万，携粮草三十万石，配合蒙军兵出蔡州。11月5日，宋军兵至蔡州，囤兵城南，蒙军囤兵城北、东、西。此时蔡州城内已经开始缺粮，金人情况每况愈下。《宋史孟珙传》记载说：
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珙遮其归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饥。
在这种情况下，孟珙于12月7日，指挥宋军攻克城南柴潭，“俘金人百有二，斩首三百余级……俘其将士五百三十有七人。”（《宋史孟珙传》），逼近蔡州南城墙。但是柴潭与汝河相连，金军在此地已经构筑了非常严密的防御工事。金军开南城门逆袭，与宋军鏖战。宋军进攻受挫。
蒙军同日于城西攻击金军。两日后，蒙军攻破蔡州外城。宋蒙联军与金军陷入对峙。双方僵持到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人被围困了三个月的时间，这导致蔡州城中粮食供应已经彻底断绝。《宋史孟珙传》记载：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气压城上，日无光，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
物资匮乏到这种地步，金人已经无力守城。孟珙得知情报后，决意强攻蔡州。虽然蒙军三面围困蔡州，孟珙麾下的宋军只攻击蔡州城南，但孟珙指挥下的宋军作战勇敢，率先登城。
孟珙命令士兵嘴衔枚，悄悄将攻城云梯运至蔡州城下。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孟珙亲率宋军攻击南门，因为事先准备停当，宋军一通鼓便将南门攻下。“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大战城上”。金丞相乌古论栲栳投降，阵斩金军元帅兀林达及裨将领二百人，顺利攻入城内。
此后，孟珙命人打开蔡州西门，将蒙军塔察儿部放入城中。至此，金人再无回天之力。
反观金人这边，正月初九日，金哀宗内禅帝位予蔡州东城墙进行防御的完颜承麟，命他突围，延续金人国祚。正月初十，完颜承麟即位，百官朝贺刚结束，宋军便攻入城中。不久，蒙军也进入城中。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金哀宗自杀。面对为难形势，哀宗曾非常无奈地跟近臣说：
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尔。
——《金史 哀宗本纪下》
应该说，金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从金章宗完颜璟到卫绍王完颜永济，再到金宣宗完颜珣都要承担责任。正是他们一步一错地对周边邻居的国策，导致金人最终国祚终于蔡州的悲哀。
但金哀宗难道就不承担责任了吗？
前文我们所介绍到的，哀宗对宋、对夏的态度，至多只是有所好转，却不可能有本质变化。金亡于哀宗，哀宗确实有那么点冤枉，但责任还是需要承担的。
哀宗早就有以死殉国的意思，《金史 哀宗本纪下》记载：
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
哀宗大约不想为金承担亡国之辱。但历史毕竟还是会把亡国之辱记到他头上。只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身后事了。
宋蒙联军与金人巷战结束，金军放弃抵抗。是役，金哀宗自杀，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参政张天纲为襄阳府守将江海所俘。此时宋人还不知道金哀宗自杀的情况，孟珙审问张天纲金哀宗下落。张天纲说：
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
金哀宗为了防止尸首为宋蒙获得，死后便令人焚尸。但哀宗遗愿并未实现，孟珙与塔察儿各自获得金哀宗部分遗骸以及其他财物战利品后，孟珙还归襄阳，江海还归信阳，塔察儿则率部北还。
04:
一句话评价
如何看待宋人联蒙灭金的问题？实际上是宋史研究中时常被人提到的问题。
一如宋人当时就是否联蒙灭金问题展开的争论——今人对于宋联蒙灭金问题，也多持两种看法：
其一，认为联蒙灭金，消灭了宿敌，扩大了领土，有利于宋人；
其二，认为唇亡齿寒，前门送狼，后门迎虎。灭金之后，宋人失去屏障，直接对抗蒙古，必然要灭亡。
那么，联蒙灭金是否就如联金灭辽一般，是宋人外交上的败笔呢？
实际上，今天的学术研究一般认为，宋人联蒙灭金是是明智之举，在蒙古崛起，金人风雨飘零的形势下，宋人此举经过深思熟虑，是基于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有效手段。
正如前文孟珙所言，宋人联蒙灭金扩大了宋蒙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有利于宋人在蒙军南下时与之周旋；宋人攻蔡州作战勇猛，指挥得当，孟珙给蒙将塔察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又在战术层面上对将来的对手形成有效的威慑。既然我这么能打，那你在对我动手前，得三思而后行。
此后的南宋史，便是对孟珙这一战略思想的清晰佐证：
联蒙灭金后，孟珙坐镇襄阳地区，后又入川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州军马，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协调指挥四川、京西、荆湖地区的军事工作，除了使得蒙军南下受挫，不能轻易南侵之外，孟珙甚至还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发起了几次小规模的北伐。从嘉熙二年（1238）十月开始，至淳熙六年（1246）九月，孟珙逝世，蒙军在这一地区无能为也。
至于金人，在其国力下滑到已经不可能作为“唇亡齿寒”中的“唇”，宋人又何必花大力气，浪费人力物力去救一个行将就木的无用之国呢？
至于蒙古，其战略中心不在金宋，而需西向。灭亡金人，自然是其起兵之初的目标，灭金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即便南宋不与自己结盟，蒙古人依旧可以灭亡金人。所以，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着力西征，而经营中原只交给了木华黎。而这个时代，金人依旧与蒙古对峙于关河之间。此时金人仍有相当实力，蒙古却可以弃之不顾而全力西征，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对于灭金问题重要性的思考。
那么，既然蒙古的战略重心不在金，宋人又那么能打，蒙古帝国又需要花精力经营西北和中亚的新土地……诸多因素之下，宋人在联蒙灭金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硬军事实力，无疑对蒙古人南侵是一种有效迟滞。至于此后，宋人利用蒙古人撤退之后，收复失地，甚至在端平元年进入中原收复洛阳。这些历史应当都是宋人联蒙灭金所带来的好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