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这首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描写的1958年6月，我国余江县终于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历史事件。
考古人员曾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古尸中发现过血吸虫虫卵。这说明，早在2100多年前，这种疾病就是困扰古人的一大顽固性流行病。
血吸虫
瘟疫，一般指由病毒引起的，能够在人群中普遍流行的，且致人于死命的强烈传染性疾病。纵观历史，与血吸虫病的抗争，也仅是祖先们与瘟疫斗争的一个缩影罢了。
在历史上，还有哪些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古人们又是如何与它们斗争到底的呢?
（一）天花
天花是人类遭遇过的最古老的的病毒之一。据估计，天花大概形成于一万年前，它产生以后，曾让古代世界六成的人感染，而四分之一的患者会被夺走生命。
从世界视野来看，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名人不在少数，比如已死去逾三千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可能是有史可考的首名天花病人，因为专家在其木乃伊身上找到了明显的脓疱痕迹。
而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法王路易十五，沙皇彼德二世等也都死于天花。在天花大流行的18世纪，欧洲因其而丧命者多达上亿人。
路易十五
在我国古代，最早记录天花的是东晋时期的医药学家葛洪：
“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肘后备急方》）
这里的“虏疮”就是天花。从他的记载来看，早在东汉时期，天花就跟随当时交趾国的战俘传入了中国。对于天花患者的症状，葛洪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写：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斑紫黑,弥岁方灭。”（《肘后备急方》）
天花患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染病后长出大量皮疹，并以脸部居多，严重者很快发展成水疱、脓疱，即便不死，也会留下紫黑色的疮斑。
天花虽然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但却可以有效预防，在世界上最早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正是中国人。
早在明代，人们就知道用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中,通过使其感染的办法，进而使之获得免疫力。虽然这样做成功率不高，甚至还会危及生命，但这也是开了历史先河之举（最终，世卫组织于1980年正式宣布扑灭天花）。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花患者恐怕就是顺治和康熙这对父子了。康熙因为儿时得过天花而有了免疫能力。因此，在他的父亲顺治死于天花后，孝庄太后才选择了已经具备免疫力的康熙即位。
（二）疟疾
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冷热病，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能让人既发冷又发热的疾病，而其中的严重者还会造成癫痫发作、昏迷或死亡。
因为疟疾主要是靠蚊子散播，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温暖湿热的地中海沿岸曾是疟疾的温床。在欧洲，疟疾也曾经在罗马帝国大杀四方，以至于人们还把它称之为“罗马热”。这种传染病也被许多历史学家列为罗马帝国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
中国最早关于疟疾的文字记载，则出自于《周礼》：
“四时皆有病疫......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古人认为，人之所以会得疟疾，是因为有“邪气”侵入了身体，并与人体内的“正气”做斗争。
当“正气”暂时压制住了“邪气”，人就会感觉体热出汗，而当“邪气”反制了“正气”，人就会恶寒战栗。因此，得疟疾者才是犹如处在冰火两重天。
比如，在《水浒传》中，就有武松得了疟疾，在柴进庄上烤火的描写。一个能够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大汉，也被疟疾折磨得痛苦不堪。
尽管疟疾来势汹汹，在古代，关于治疗疟疾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中，就列有多个防治疟疾的药方：
“青篙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而上世纪70年代，我国科学家屠呦呦正是参考了葛洪的这个处方，从黄花蒿中成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屠呦呦
（三）鼠疫
比之前两种瘟疫，鼠疫显得更加臭名昭著，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烈性传染病，一点也不为过。
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一次鼠疫是流行于十四世纪，让整个欧洲为之战栗的黑死病（因患者皮肤会皮下出血而变黑而得名）。
当时，黑死病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老鼠之间、老鼠和人间传播，其发病之快、死亡率之高（约30%），令人闻风丧胆。据统计，当时欧洲有一半的人口（约2500万）死于黑死病。
黑死病
而在同时期的东方，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二次的大疫也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一部分。
特别是到了崇祯年间，鼠疫甚至成为了毁灭明王朝的急先锋，我们来看下面这些令人悚然的记载：
1、“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明史纪事本末》）
2、“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明史纪事本末》）
上面第二条史料中记载的景象，正是发生于闯王李自成进京以前。这正是明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当时，因为京城爆发鼠疫，明军守城士兵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虽然有大明朝二百余年的经营，但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几乎还是被大顺军不战而下。
鼠疫固然来势汹汹，但也并非无法可解。比如清人吴宣崇就曾经专门写过一本名曰《鼠疫证治》的著作，专门论述防疫方法：
1、“家中人不可坐卧贴地,奴裨小儿俱要穿鞋,农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气。”
防鼠疫要穿鞋，更不要直接坐在地上，以此来隔绝人体与病原体的接触。
2、“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防鼠疫要勤打扫卫生，常通风，晒太阳，保持屋内的环境卫生。
3、“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掩鼻转面,勿触其气。”
防鼠疫要及时处置死鼠的尸体，及时隔绝传染源。
4、“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孔,以辟邪气。”
防鼠疫还要用“如意油”擦拭鼻孔，以隔绝邪气，类似于今天的戴口罩。
结语：
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大的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次20,明代64次,清代74次。
而随着人口的增多，瘟疫的杀伤力也日益增强，每次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更加惊人。
其中的始作俑者，也肯定远不止天花、疟疾、鼠疫这三位“瘟神”。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已经致力于瘟疫的研究，并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预防和控制瘟疫的发生。
比如，古人对瘟疫的认识非常清晰。除了有人迷信的将瘟疫归因于鬼怪作祟以外，也有许多人将它们称之为“疫气”，认为瘟疫是由一种异常的“气”所导致的。
三国曹植曾写过一篇《说疫气》，其中有段记叙是：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曹植是文学家，尚能知道瘟疫其实是一种“气”。而作为专业人员，明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则从医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瘟疫加以解释：
“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论》）
将瘟疫看做是一种“邪气”，虽然距离现代的病毒学相差甚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实属不易。而像葛洪、吴宣崇等医学先贤，更是对克制瘟疫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方案，他们的防疫思想，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
所以说，病毒固然可怕，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从来都是可防可治的，即便它是“瘟神”一般的存在。
参考资料：《中国救荒史》《鼠疫证治》《明史纪事本末》《肘后备急方》《瘟疫论》《七律二首·送瘟神》《说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