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历史，各色各样的富商，包括人中龙凤的首富们，大抵都沿着两条路走到人生的终点：
一条是激流勇退，赚够了钱，要么乘桴浮于海，要么散财保平安；
另一条是一往无前，被越滚越大的欲望裹挟着往前走，直到人财两空梦一场。
马云说过，首富基本没好下场。
如果有，那么，张弼士绝对算一个。
▲张弼士。
1:
张弼士出身不好。
他出生在不好的年代（1841年，晚清加速没落，刹也刹不住），不好的地方（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现为梅州市大埔县，落后山区），不好的家庭（父亲是秀才，教书兼行医，不过家境贫寒）。
很多人因此认命，也有人因此拼命，想要改写命运。
据说，张弼士小时候放牛，自己就哼出这样的山歌：
满山竹子背虾虾，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伞子有得擎。
满山竹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箩端出任你食。
这样的人，自小就有逆天改命的想法，贫穷从未限制他的想象力。
18岁那年，他和村里几个老乡，到汕头坐猪崽船（下南洋打工，俗称“卖猪仔”）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
那个年代，闽粤两省穷人下南洋谋生路，数以万计，少一个张弼士不少，多一个张弼士不多。
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去，这个粤东的穷山村就将走出一个华人首富。
首富大多出身卑微。这一点，是真的。
2:
岁月对年龄增长，从来都是公平的，但对财富增长，从来都不公平。
从唱着山歌放着牛的穷小子，到低调的华人首富，张弼士用了30年。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为人勤奋踏实，值得信赖。这样的人，迟早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张弼士在荷属巴达维亚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时为荷兰殖民地）落脚后，在一家纸行打工。
有一次，一个欧洲来的海员找到张弼士，请他验收一箱子东西。张弼士箱子都不打开，就坚决说，我在欧洲没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
海员则执意按照箱子上的姓名和地址，把箱子留下。
一年过去，箱子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从未打它的主意，甚至从未将它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纸行老板看在眼里，先将店里的财务交给张弼士管理，再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了他。
岳父的家产，成了张弼士发家的第一桶金。
3:
之后的财富故事，反而没有什么神奇了。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首富们的成功无不来自于：冒险精神+商机把握+跨界多元化经营，以及神秘莫测的政商联动。
当时南洋土地肥沃，适宜垦殖，荷兰殖民当局想做开发，却时常遭到当地人和华人的抵制。
张弼士看准机会，利用其自身优势，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先后创办了5家垦殖公司，生意越滚越大。仅日里笠旺垦殖公司，就建有8个橡胶园，直径百余里，拥有数万名雇工。
随后，张弼士的商业版图持续扩张，开办了矿务公司、远洋轮船公司、日里银行，组织过药材批发。
他还涉足房地产，在南洋购置了大量房产。“张字号”企业一时遍布南洋。
到1890年左右，全盛时期的张弼士，全部资产折合白银达8000万两，比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更比此前的江南首富胡雪岩的个人财产多出两三倍。
张弼士成为富甲南洋的巨富，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4:
张弼士值得尊敬，并不是因为他有钱。
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当年张弼士离开家乡，只是为了追求温饱，慢慢地，发现自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很难得，他并未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是更加明确了，他可以用手中的钱做更多的事。
张弼士的成功，离不开荷兰殖民当局的政策照顾，但他并未因此丧失自主性。
荷兰当局很早就认为张弼士是个人才，想给他封官许爵，张弼士均一一谢绝。
有人问他何故，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1893年，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经过槟榔屿（马来西亚槟城），与张弼士有过一次座谈。
龚照瑗问，西方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能把南洋诸岛的商业搞得如此繁盛？张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龚照瑗再问，你又有什么本事白手起家做到富可敌国？张弼士回答如何如何。
龚照瑗听了十分佩服，慨叹道：“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现在中国贫弱，盍归救祖国乎？”
张弼士立马接话：“吾怀此志久矣！”
龚照瑗是李鸿章的亲信。这次见面后，他向李鸿章极力推荐张弼士，说张弼士才可大用。
很快，张弼士接替黄遵宪代理新加坡总领事。紧接着，又在国内大量投资设厂，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带头人。
从1894年开始，张弼士在国内投资的项目达十多个，涉及铁路、矿产、农牧、银行、保险等领域，以及大名鼎鼎的张裕酿酒公司。
张裕酿酒公司是李鸿章亲自批准成立的，并给予了15年的专利保护期。
张弼士的侄子张成卿，作为张裕第一任总经理，到天津谒见李鸿章，不必门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谈笑犹如家人。旁观者无不咋舌艳羡。
5:
通过李鸿章、盛宣怀等当朝红人的关系网络，张弼士在“红顶商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曾三次获得慈禧、光绪召见，享受免行下跪应答的特权。1903年夏秋之间，获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
这时候，张弼士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
晚清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世时不过是享受二品大员待遇。可见，要论在政商两界的如鱼得水，长期浸淫其中的胡雪岩，功力还不如常年人在国外的张弼士。
不过，张弼士从头到尾清醒得很。
他并未被突如其来的权力与荣耀砸晕。
当慈禧问他为何能在南洋取到巨大成功时，年过六十的张弼士含泪说：为了谋生，都是不得已呀。
此时的张弼士，与他18岁时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始终记着当年的苦难，并未因为眼下的成功而忘了初心。
他也知道，清廷对他赏爵赐官，其实一大半是他用银钱换来的，一小半是他半商半官期间业绩的回馈。
他之所以乐于如此，不过是与清廷各取所需，而已。
晚清以来的帝国财政危机，逼得清廷想出来很多法子应对，比如捐官入仕、招商引资等。张弼士主要得益于清廷捞钱的这些政策，成功进入国内发展实业。
每逢清廷要赈灾或开设新机构，张弼士总是积极掏钱的那个人，一次就捐出20万两，而且还利用自己在南洋的影响力开展募捐，为清廷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清廷召张弼士回国，张弼士视察了灾区，目睹灾民扶老携幼或弃妻遗子四处奔命，深为祖国同胞遭此大难而忧虑，回南洋募银百万两用于赈灾，清廷赏建“急公好施”牌坊，竖在他的故乡大埔。
与其说清廷看中张弼士这个人，不如说看中了他的钱包。
而张弼士得到的回报，是他实践自己理想与情怀的空间。
有了清廷的赏爵赐官，他才有机会施展实业兴邦的才能。
他向商部提出，富裕而善于经营的侨商很多，但华侨十有八九祖籍福建和广东，因此，振兴商务非自闽、粤两省入手不可。
他建议由商部选派口碑好、能力强的官员，去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建设，重点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这一项建议，跟我们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经济特区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经济特区政策的先声。由此，可以看出张弼士的高瞻远瞩。
不出意外，张弼士很快被商部任命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粤两省的农工路矿事宜。
而这正是张弼士所期望的，在闽粤“经济特区”内，他大展拳脚，设航运，开铁路，办现代企业，“所费总共数百万，诚有功于国”。
6:
一红就死，这几乎是“红顶商人”的必然命运。
胡雪岩盛极而衰，终遭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卷入了湘、淮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但从本质而言，则是因为他的主战场一直在官场，而不是商场——他与政治贴得太近，太紧了。
巨商如猪，养肥了是要宰的。
张弼士比胡雪岩成功，能够免于被宰杀的命运，原因有二：
一、他把海外作为其商业帝国布局的重心；
二、他自始至终对政治保持了相对清醒而游离的状态。
商人离不开政治，但应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张弼士一个侨商，必须借助政府之力，才能在实业救国的路上有所作为。但，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他分得清清楚楚，从不含糊。
他坚持手段为目的服务，有一个高尚的目的打底，所以使用手段也有底线。
许多盛极一时的首富，却在政商的双头诱惑中迷失了方向，最终把手段当成目的，认定手段即是正义。这样，一遭遇政治的风吹草动，往往自身难保。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经营铁路的商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张弼士猛然从清政府宰杀商人的举动中逃离，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最终，不是清政府收拾了张弼士，而是张弼士把那个腐败无能，而又曾经不得不倚赖的清政府，给抛弃了。
7:
与张弼士同时代的郑观应最早提出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分为“兵战”（军事侵略） 和“商战”（经济侵略），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认为商战比兵战更重要。
张弼士是商战论的拥趸。这决定了，他的商业版图，不是为了求取个人财富，而是为了实现救国抱负。
他必须背靠一个政权，去实施他的理想。所以他始终要维持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如同脚踩钢丝，十分不易。
民国时期，他出任总统府顾问，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经济合作与交流上，得到中美双方的赞许。
美国人称他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商战论的发明者郑观应，对张弼士也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称赞说：“所最难者， 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
晚年的张弼士声名煊赫、实力巨大，却没有狂妄自大、穷奢极欲，而是仍然勤勉，用自己的成就和实力报效国家和社会，实现他的“取之于社会，应用之于社会”的儒商抱负。
在南洋和国内，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教育事业，都可以看到张弼士的身影。
他逝世后，他的亲属遵照他的遗嘱，在岭南大学捐建了“张弼士堂”（现中山大学校园内）。
人们最先是通过慈善，认识了这个低调的华人首富。
1916年，张弼士病逝，享年76岁。
他的灵柩从南洋返回大埔的过程中，所经过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地政府均下半旗致哀。
郑观应说，“生荣死哀，至君极矣！”
第二年5月，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受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嘱托，赴大埔为张弼士致祭。朱庆澜的挽联写的是：
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
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是啊，如此首富，问当世更有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