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有“三秦明珠”之称的陕西省周至县西，坐落着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苏村。
从地形来看，其处于渭河谷地南坡第一阶梯。南依秦岭，北临渭河，土地平整，土层深厚。气候上属典型的温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春华秋实。从历史文化上看，早在石器时期周边就有人类活动，到了三代，封邦建国的诸侯骆国距此也不过十余公里，所处地区可谓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乃至走向辉煌的核心文化区。在农耕文明历史时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桃花源地”。
历史总是弄人。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背景滋养下，迟至明初才真正形成了一个集生产、生活、防御为一体的完整意义上的村庄。而谈及具体的形成原因，却是因为一段不太安宁的往事。
元末明初，时局动乱，中原地区屡次遭到南下蒙古骑兵的烧杀抢掠，民众苦不堪言。到了明朝建立之时，朝廷为防备北患，推行“筑城合村”的政策。即将小村庄的人口集中起来，筑造城墙、集中居住、合力防御。于是，以当时的苏家庄为基础，联合周围华、魏、王、朱等姓氏聚居的数个村庄的居民，历时三载，建成新城，旋即更名苏村。
新城就地取材，选用当地黄土再经加工为粘性良好的三合土，逐层夯击而成。东西长约268米，南北宽约198米，城墙顶端宽约9米，根基宽约13米。东西各开一个城门，西门为正，东门为副，城墙四角设有鸟炮楼和打更房。在城墙周围人工开凿的护城河当地人称之为“濠”。“濠”宽约十米，深约七米。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排涝。每当有贼来犯，城上鸣更巡逻者响起警报，继而吊桥升起，炮楼上架起鸟炮，城墙上撑起强弓，众人同仇敌忾，手执长矛大刀，严阵以待，整个城池固若金汤。在冷兵器时代，如此阵势，足以让任何来犯者却步。因而在当时说到县城以西的各庄城墙时，有着“数完县城数苏村”的俗语。
世间的事大都如此，看似这种样子的表面，深入其中却是那种模样。外面的城墙像是一个威武霸气的将军，而内部的设置却远不像他外表那样紧张严肃，咄咄逼人。相反，倒像是将军怀中那楚楚动人令人神往的女子。城内东西向设街两条，街宽六米有余，民居沿街相向而建，北边的叫北街，南边的叫南街。民居并不连着东西城墙，城门也不正对街道，进城门之后向两侧走，才能入街。为了南北两条街联通便利，在两条街三分之二处又开有一条巷道。两边民居，古朴端庄，和而不同：有的建前后两进房子，临街有门房，后面有正房；有的却喜欢只盖门楼建院墙，院子再设对向的厢房配上正屋；有的则干脆建一个二层阁楼，留一个宽大的院落出来。木窗小格，厚墙深院，个个都那样精致，都含着农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派聚而不散的生活气息，这种精神又不断地勉励着下一代居民勤奋耕读立业传家。城内饮水也不必外借，街道两端和东中部打有水井，以便居民取水。而城内的生活污水及雨水则通过渠道排入城池。
以上这些布置，对于信奉风水却一向实际的庄稼人来说远远不够。于是又依老虎的形状，在城的四角各放石碾一套，如同虎爪；在西门外放置两具石舂，如同虎眼；把东门称做尾门，如同虎尾。村庄南侧地势陡起东西绵延数里，当地称之为“龙塬”。在“龙塬”上立一座“虎城”，既有了“虎卧龙背”这一吉利的兆头，也为平常磨制粮谷提供了宽阔的场地。西门外建有过庙会唱戏所用的戏楼，西门内建有主司农耕的后稷神庙。西南、正北、西北、东北几个方向各有庙宇，若干庙宇呈合抱之势环卫着村庄。这些被黎民百姓敬仰的神灵，连同着他们的庙宇，像一个个卫士那样保护着村庄的繁衍生息，监督着村庄的一切不义不善，接受着一代代善男信女的供奉朝拜，在适当的时候消灾减祸，降下罪罚。
这世上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男耕女织质朴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终于在清朝末年走向衰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新生产方式的进入，当然还有一代代新居民的诞生，历史大潮不可避免的席卷而来：城墙被当做生产肥料一点点挖掉，城池被用于填埋垃圾，现代化的磨坊和发达的交通物流使磨盘石舂一度无人问津，一座座混凝土楼房拔地而起代替了破旧的老屋……
古城终于连同它的时代一道从村庄消失，变成了一种记忆和笔下的故事，任凭我们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