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出心裁的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全新方案
咸丰十年（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交胜保调遣。这道圣旨是军机处于八月十一日六百里加急发出的，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之前送达曾国藩手中。
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是湘军的劲旅，很有战斗力。靠湘军起家的曾国藩，视兵权为命根子，当然不愿意朝廷抽走这支部队，把鲍超这样的猛将交给满族权贵胜保指挥。再者，当时随曾国藩渡江、进军皖南的部队当中，鲍超一军是绝对主力，他一走，曾国藩几乎无兵可用。
更让曾国藩有苦难言的是，接到圣旨头一天，李元度兵败徽州，祁门大营险情不断。此时的曾国藩，自身安全无法保障，身家性命吉凶未卜，哪有心思发兵“勤王”？
可是，北上“勤王”毕竟是臣子应尽职责，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任务，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会背上对朝廷“不忠”的罪名，而且势必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曾国藩不能不认真掂量。
此事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连续几天“竟夕不寐”。
曾国藩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僚们充分发表看法。同时四处写信，找人谈话，广泛征求意见。
大多数幕僚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同样反对派兵北援的曾国荃，则于九月初五日写来一封“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的家书而让曾国藩大光其火。很显然，曾国荃在信中是痛骂了清政府的。在如今的《曾国荃全集》中，这封信自然是看不到的。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方案。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社会舆论乃至后世史评也令人惧怕。
李鸿章（右）
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之中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
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拖到九月初五日下午，他才亲自起草了回复朝廷的奏折。
十月初四日和初七日，曾国藩果然接到了朝廷发出的两道新谕旨：鲍超、曾国藩和胡林翼均“勿庸前来”。
十月初四日的谕旨是：“现在京师兵勇云集，抚议渐可就绪。皖南正当吃紧，鲍超一军着勿庸前来。即饬令该镇与张运兰迅克宁郡，力扫贼氛，是为至要。”
十月初七日的谕旨是：“据曾国藩奏请于该大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钦派一人带兵北上一折。现在英、法两夷，已于本月（九月）十一、十二等日互换和约，抚议渐可就绪，且徽、宁相继失守，舒、桐方议进兵，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皆为可虑。曾国藩、胡林翼均着勿庸来京。至鲍超一军，昨已谕知曾国藩，饬令迅克宁郡，勿庸前来。”
曾先后做过胡林翼和李鸿章等人幕僚的桐城派作家徐宗亮，在《归庐谈往录》一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载了这件事。
“庚申淀园（即圆明园）之变，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而诸军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卫之旨，均如合肥相国所议，二公益交重之。当时幕中辑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可见两府人材之盛。”
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大忙，而且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淮军史》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和看法
樊百川的《淮军史》却认为，曾国藩作出“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这个决定，是听取了湘军大将李续宜的建议，不是出自李鸿章之口，理由是除了徐宗亮的《归庐谈往录》，别无其他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点，而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却明确写有“主意系希庵（李续宜）所定”这样的话。另外《曾国藩日记》当中，除了八月二十八日记有“夜与少荃（李鸿章）久谈”一语，此后一个多月竟无一语提及李鸿章，曾国藩大营似乎已无此人（事实并不尽然。九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就当面向李鸿章打听过曾国荃在家乡的表现。——笔者注），而九月初四日上午李续宜奉召从湖北来到祁门后，到十二日离去，八九天时间里，曾国藩不仅连续多次与他畅谈北援之事，而且再无第三人参与。曾国藩之所以不让久参机密的李鸿章与闻此事，是因为经过李元度事件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厌恶情绪已经很深了，于是对于北援这样的机密大事，曾国藩只能将李续宜召来单独面谈，而把李鸿章撇在一旁。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归庐谈往录》所记不符合事实。
《淮军史》提到的李元度事件，是指当年八月二十五日，皖南道道员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
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之初，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患难相从。李元度不仅对曾国藩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将其劝阻，李元度因此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
然而李元度擅长文笔却缺乏军事本领，曾国藩也深知其并非统军之才，只因自己私情荐举，李元度才被任命为皖南道道员，领兵驻防兵家重地徽州。
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严参，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
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还说李元度“到防不数日，猝遇大敌，守无备之城，又数日而陷，非其罪也”。如果因为李元度“不遽回祁门加以严劾”，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总之在李鸿章看来，李元度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豪言壮语颇多，带兵作战能力较差，不是一位将才。曾国藩也深知李元度的短处，却派他领着一支数量不多且是新招募的部队防守兵家重地徽州，兵败后又要严词纠参，这是毫无道理的。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太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李元度违令失城之罪如果不究，那么将来人人效法，湘军军纪还如何维持？因而坚持弹劾。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火往上冒，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便。”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李鸿章面前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一个多月之后，他果然负气出走，离开了曾国藩。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
事实真如《淮军史》说的那样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我们先来看《淮军史》引为论据的曾国藩写给胡林翼信中的这段原文：“楚军入援之谕，本日始行复奏。恭亲王之旨，亦钞折咨呈复之，兹将折稿录呈台览。主意系希庵（李续宜）所定，与侍（我）初计相符也。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求阁下于南北岸各军预先安排，应撤围者预先撤围，应退扎者预先退扎，俟奉到谕旨，公北上则侍当移驻皖北，侍北上则请公兼管皖南，皆义不容诿。其行装银两，日内即当筹画，诸求详示。”
曾国藩此信主要告诉胡林翼：给朝廷的复奏，以及给恭亲王的回信，今天总算寄出。主意是李续宜定的，也与本人原来的想法完全相符。只是这样复奏之后，朝廷如果同意我们的意见，在你我之间选择一人统兵北上，一旦接到命令，就没有任何拖延的借口和理由，必须马上动身，所以从现在起就必须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包括行装钱粮，都要认真筹划好。你有什么想法，请详尽告我。
曾国藩的意思非常清楚：“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的想法，他早就有了，李续宜和他无非是不谋而合，或由曾国藩说出，李续宜帮他下了最后决心而已，哪里是听了李续宜的建议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至于此后数天时间里，曾国藩反复多次与李续宜畅谈北援之事，不是谈要不要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交胜保调遣，而是商量曾国藩或胡林翼一旦统兵北上，原来的军事部署应该如何调整，他们该带什么部队北上等等，也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南北岸各军预先安排，应撤围者预先撤围，应退扎者预先退扎”。从九月初十日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另一封书信里，可知曾国藩与李续宜反复商量后的意见是：如果胡林翼统兵北上，李续宜的部队全部跟从，鲍超移驻青草塥为游兵，代替李续宜策应各路，曾国藩率朱品隆、唐训方部驻太湖，左宗棠驻婺源，张运兰驻祁门；如果曾国藩统兵北上，左宗棠率部随行，张运兰驻祁门，鲍超驻婺源，只是这样一来，长江南岸少一调度之人，殊为棘手。
曾国藩像
李续宜这次到祁门来，商谈中与曾国藩总体上虽然达成了一致，但并不是没有分歧，直到九月十二日早饭后李续宜离开祁门，他们的分歧都无法消除，使得曾国藩“心中为之郁郁”。原来曾国藩想调成大吉部随同北援，却遭到李续宜拒绝。成大吉是李续宜手下分统，所部尤称精锐，在攻坚克难方面，与鲍超部有得一比。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成大吉就会同鲍超攻陷太平军骨干刘玱琳等在集贤关外修建的坚垒。李续宜不让曾国藩抽走这支精锐部队，是可以理解的。
事情说来真是巧合，送走李续宜不久，曾国藩吩咐李鸿章起草弹劾李元度的文书，也遭到拒绝。这一下曾国藩恼火了，不仅把李鸿章当出气筒，而且气得自己“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直到第二天吃过中饭之后，曾国藩亲自执笔，天黑后才把这份文书写出来，这就是如今收入《曾国藩全集·奏稿》中的《周天受殉节请恤及陈奏徽宁在事人员折》。所有这些，在《曾国藩日记》中都写得清清楚楚。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八月二十五日李元度兵败徽州之后，过了二十天都没有回祁门禀报军情，直到九月十七日天黑后才从广信归来，而九月初六日接到李元度在街口所发之信之前，李元度本人是死是活，曾国藩也不知情，以至日夜惦记，“竟夕不寐”“殊为凄咽”。在李元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曾国藩怎么可能匆匆忙忙弹劾他？况且曾国藩做事向来很有条理，非常讲究轻重缓急，不会胡子眉毛一把抓，李续宜到来之后，当务之急是商定北援方案，调整军事部署，这件燃眉之事定不下来，哪有心事考虑李元度一案？
所以说，曾国藩吩咐李鸿章起草弹劾李元度的文书，绝对是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上午送走李续宜之后，而不是九月初四日李续宜到来之前。既然如此，哪里是因为李元度事件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厌恶情绪已经很深，才不让他与闻这一机密大事呢。
再说，“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的奏折，早在九月初五日下午就已写出，这在当天的《曾国藩日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中饭后作折一件，复奏征鲍超入援之旨，至灯时始毕。”哪里是九月初四日上午李续宜来到祁门，经与曾国藩八九天商谈之后才出笼呢。
另外正如前文所写，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曾国藩接到速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圣旨后，先是请众幕僚献计献策，继而四处写信，找人谈话，广泛征求意见，而八月二十八日夜里曾国藩与李鸿章恰有一次“久谈”记录，由此不难推断，“按兵请旨”、不让鲍超北上“勤王”这个决定，正是他俩这次“久谈”时定下来的，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有了充分酝酿并得到李续宜首肯，各方面考虑均已成熟，能确保万无一失，才由曾国藩亲自写成奏折回复朝廷。这与李鸿章拖几天再回复的主意，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吻合的。
至于九月初四日李续宜来到祁门后，到十二日早饭后离去，八九天时间里，曾国藩仅与他一人商谈北援之事，这也非常正常。李续宜是湖北主将，也是胡林翼全权代表，他与曾国藩商谈的内容，又是如何调整兵力部署才能做到两头兼顾，当然不需要李鸿章参与其中。九月十二日以后一段时间内，《曾国藩日记》仅有九月二十八日提到了李鸿章，再无一语提及李鸿章，才真有可能是李元度事件导致的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徐宗亮《归庐谈往录》一书所记事实，是值得充分相信的；“按兵请旨”的建议，确实出自李鸿章之口，而不是来自李续宜的建议。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