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文史春秋》2008年第10期
作者：方朔
束星北
2007年9月末的一个清晨，我从辽宁来到山东青岛市。在万花苑中，我站在被七八棵高大的黄连树围绕的一尊铜像前，伫立着、凝视着、沉思着，不由得潸然泪下……
这是一尊被誉为“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的全身铜像。50多年前的束星北教授正值精力充沛的中年，浓眉俊眼、气宇轩昂、不苟言笑。我们两家是近邻，每次上下班，他都要路过我家的门前。如今，我只能把从东北山野采摘的一束鲜花，代表家人恭敬地摆放在终年遥望大海的铜像前……
李政道向周恩来总理荐贤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早在1926年到1930年，束星北就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那时就已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研究领域。1931年束星北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却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在这里，束星北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双修寺的实验室里。他在和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隔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来浙大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束星北老师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束星北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束星北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3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促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与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身边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这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所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还未有人发现，直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世界级物理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后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后，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当面责难蒋介石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那时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刚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他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告诉他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束星北突然失踪。正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等人急忙各处去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搭建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一起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主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给他当助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屑、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刚直不阿却热心助人
如今，束星北已经成为青岛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这个大院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束星北教授为友人受累，没能幸免。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顿时鼻孔喷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等学院、党中央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为处理他的问题专门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的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栅栏就是我家的后院。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5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他在给学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3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他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被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我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后记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就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每天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发表了束星北的署名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2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
2005年，刘海军历时15年写成一本52万字的《束星北档案》出版，轰动全国。读后，令人浮想联翩。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