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的当下，一方小小的口罩成为了人们出门必备的防护工具，也为社会构筑起了一道抗击疫情的防线。医用口罩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从发明廉价而有效的“伍氏口罩”，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推广提倡，可以说，中国人戴上口罩的历程，就是中国防疫史的缩影。
百年来，口罩伴随中国人抗击了一次又一次的疫情
图为20世纪初东北鼠疫期间，佩戴口罩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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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遮挡口气到预防传染病
今天，人们使用口罩来阻挡有害气体、气味和飞沫，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已经成为一种卫生常识。尽管，中国使用口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百年前，但其被普通民众接受和认可，却也不过百年。
在中国古代，如果口气不洁，应用手或者衣袖予以遮挡。这种礼仪在两千年前的典籍《礼疏》《孟子》中都有所记载。当然，这种方式既不卫生也不方便，于是人们后来使用一块专门的绢布来蒙住口鼻。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述了他在元代宫廷中所看到的景象：“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也就是说侍者为防止自己的气息触到皇帝的食物上，必须戴上这种原始的口罩才能为皇帝服务。据说，宫廷里的口罩是用蚕丝和金线编织而成的。
早期医用口罩
我们现在用于预防传染病的医用口罩诞生在西方。1895年，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发现了空气传播病菌会使伤口感染，从而认为人们讲话的带菌唾液也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
一开始，这种罩具是直接用纱布包裹住外科医生的嘴巴、鼻子以至胡子，非常的不舒服。此后各国的医生对其进行了改进，比如装上细铁丝支架，增加纱布层数等，甚至将其缝在手术衣的衣领上。1899年，法国医生保罗·伯蒂将之改成可以自由系结，用带子挂在耳朵上的样式，才真正宣告了现代口罩的诞生。
保罗·伯蒂画像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肆虐。当年6月，美国病理学家韦尔奇、罗素和科尔，共同前往被流感袭击的格兰特军营。驻地医院的负责人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正在尝试的新方法：给呼吸道患者戴上纱口罩，认为此举可以预防肺炎的传染发生。
韦尔奇迅速将这种方法推广到美国所有的军营，并鼓励卡普斯就此发表论文。卡普斯很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验。1918年8月10日，卡普斯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论文，提出应将佩戴口罩视作控制传染的一种最重要的常规措施。
百余年前诞生的“伍氏口罩”
1918年初夏，西班牙大流感传染到上海，并于同年10月和次年3月再度侵袭。据推测流感可能是从上海四川路上的美国学校开始传播的。不过，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波流感在上海造成的危害并不特别大。
囿于当时流感并未像麻疹、脑膜炎等其他流行传染病那样，进入到卫生部门的统计当中，以至于今天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资料可查。但仍可知流感在上海、重庆等地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市民感染，却并未造成大面积的死亡，以至于在华的西方人甚至认为亚裔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先天免疫能力。
西班牙大流感时期，佩戴口罩执勤的美国警察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种英文报纸如《大陆报》《北华捷报》等纷纷发文，提醒市民做好个人防护，尤其要佩戴口罩，因其是最为有效和简单的方法。鉴于当时治疗流感的医学手段不多，且少数流感患者会发展成为肺炎等更严重的疾病，时任工部局卫生署官员的亚瑟·斯坦利医生督促市民务必戴上口罩，并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以防被感染。
斯坦利博士向市民推荐了两种口罩，一种是比较轻便的“旧金山口罩”,这种四层的纱布口罩，大约6×3英寸大小，用带子系于耳朵上；另外一种则是在东北鼠疫中立下大功，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的设计者伍连德
大名鼎鼎的伍氏口罩与一位传奇的中国医生——伍连德有关。伍连德祖籍广东，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1896—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他是中国现代医学、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也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伍氏口罩
1910年末，东北鼠疫大流行，他出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工作。他率先提出疫情为“肺鼠疫”，通过飞沫传播，却未获得同行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等外国专家的认可。很快，随着梅斯尼的感染去世，伍连德提出的隔离患者、全城戒严等方法得到了迅速的执行。
同时，伍连德设计发明了用棉纱做成的口罩，也很快被民众所接受。这种口罩采用药店出售的普通外科纱布，折成双层，中间放置一块长4寸、宽6寸、厚半寸的棉花，再将纱布剪成两条缠绕在脑后打结。这种简单易做的防护用具，价格也十分低廉，只需要国币二分半，几乎所有人都买得起。
东北鼠疫期间，佩戴“伍氏口罩”的中国人
“伍氏口罩”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内，广泛运用于中国大地，虽有改进却无实质性的变化。直到2003年SARS之前，中国的医疗系统中，仍然有相当部分医护人员在使用脱脂棉纱布口罩。2003年，中国制订了医用防护口罩的国家标准（《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GB19083-2003）），传统的棉纱口罩在医疗防护的主战场中光荣退役，被过滤效率超过95%的新型防护口罩取代。
口罩进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近代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口罩进入公众视野，要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民国时期，霍乱、天花、白喉、伤寒、麻疹、疟疾、痢疾、猩红热等传染病曾在多地爆发。以上海为例，1912-1948年间，仅霍乱大流行就达12次，其中6次规模较大。最为严重的是1938年爆发的这次，发病人数达到11365例，死亡2246人。
上海街头提供预防霍乱和伤寒的免费接种服务
为了抵御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各级管理机构都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条例、法规来完善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如，1873年为防止泰国及马来西亚霍乱的传入，上海港开始实施港口检疫；1916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1928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传染病预防实施细则》颁布；1931年上海的工部局开始实施传染病报告办法等。在上海还建立了靶子路工部局隔离医院、南市隔离医院、沪西隔离医院、新闸路隔离医院等，用于抗击时疫。
192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后，市卫生局与中华卫生教育会开始创办《卫生周刊》《卫生月刊》等宣传健康教育的大众杂志。在1928年至1930年间，随着《国民政府关于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和升级完善。对于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日益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位于天津路上的上海时疫医院
1929年一场在上海爆发，随之席卷全国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成为了政府开展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和预防传染病教育的契机，也随之带动了一场提倡全民戴口罩的大规模防疫行动。
当时，南京的鼓楼医院就专门备有充足的口罩，供给政府机关、高校等机构使用，也提供给普通民众购买；即使在浙江平湖这样的小县城，除了开设专门的防疫诊所外，也向各界民众分发口罩；卫生部更是下命令，要求担任清洁队的夫役也必须戴上口罩工作。大小报纸、专业医刊更是纷纷以此为题，发表诸如《防脑膜炎简便的两法：带纱布口罩，不到人多处》《谈谈防疫口罩》等文章宣传口罩的功用。
口罩是“最时髦的春装”
当时，上海的口罩大多是以墨色布制作而成，与今日韩流明星佩戴的十分相似。然而，无论政府和报纸怎样宣传，普通民众却似乎并不买账，甚至称呼那些佩戴黑色口罩的人为“租界狗”，引为笑柄。于是，各路媒体人大展所长，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甚至把它和“时尚”联系到了一起。
“口罩”漫画
民国著名报人严独鹤在当时的《新闻报》上以“最时髦的春装”为题，探讨了佩戴口罩的重要性。在文中，他建议药房在出售口罩这样的防疫用品时应该按照成本销售，而不应考虑利润；针对当时很多上海的摩登女性因为美观的问题而不愿意佩戴口罩的问题，他建议，如果请著名的明星、交际花和名媛戴着口罩举办春装表演，让黑口罩成为时尚单品，一定能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口罩”漫画
有不少文章指出，女性佩戴口罩，是一种自己“知道卫生”的象征，也即表明自己属于有知识的上层社会人士。《家庭周刊》《三六九画报》等刊物还会教主妇们编织毛线口罩，以便冬天使用。爱美的上海人，对于当时普遍使用黑布制作的口罩并不满意，甚至开始畅想能采用丝绸、皮革制造口罩，颜色也可以发展到乳白、奶油、粉红，还有人建议可在口罩上画上一部分鼻子和嘴唇，以期遥遥望去依旧面目姣好，他们相信口罩不仅是防范疫病的利器，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装饰品。
随着公共卫生制度的日益完善，口罩被运用到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中：美容店的理发师、医院探视病人的家属、学校打扫卫生的孩子……在一些通俗画报上，华君武等漫画家更是以此为题，创作了不少妙趣横生的作品。
随着中日战事愈紧，口罩不仅在防范疫情的工作中被使用，更成为民众和军队防范生化战争的重要工具。1932年《图画时报》上，刊登了一张苏州后方服务团的妇女，为前方将士缝制防毒瓦斯口罩的照片。而其他诸如《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防空月刊》《学生杂志》等杂志也开始刊登各种文章，教民众如何自制防毒口罩。在正常缝制口罩的同时，还需要将纱布浸入由乌洛托品、碳酸钠、硫代酸铵等化学试剂制成的液体中，用以抵御毒气。童子军、家庭工业社、企业等更是发起了捐赠、制作防毒口罩的运动，甚至还有兽医学校给牲畜制作防毒口罩。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从简单的纱布、到棉纱填充，再到现在更为高级的静电棉、熔喷布，口罩伴随着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打响抵抗疫情的战役。从1929年防治霍乱，到2003年抗击SARS，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预防，口罩带给我们的是一份最为简单也最为安心的保护。
编辑：陆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