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2020-04-03 09:49:05
至八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已从其本土（约相当于今西藏自治区范围），拓展至青海全部、甘肃大部、陕西西部、新疆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及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巴控克什米尔（勃律）等地区，疆域扶摇万里。
那这个东侵大唐、西拒大食的强大王朝，究竟是神权国家，还是教权国家？究竟是游牧文明，还是农耕文明呢？
一、神权国家 or 教权国家
说到西藏地区的政权，很多人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教合一。
但实际上，西藏政权政教合一的完成体，出现得时间相当晚。
约在清康乾时代，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才正式完成了这一进程。
我们来看看，西藏史料的记载。
聂赤赞普壁画
在神话传说中，吐蕃初代赞普聂赤从天而降，在雅拉香波神山旁被牧羊人发现。
因其相貌奇异，在“十二智本”的拥戴下，成为雅砻部落的首领。
由于，他是被民众扛在肩上，故称“肩坐王”（聂赤赞普）
随后，聂赤赞普所在的悉卜野家族，便在雅砻河谷地区深耕发展。
其33代后裔松赞干布继位后，将都城迁至拉萨（633年，贞观七年），迎来了辉煌的吐蕃王朝时代。
神话传说当然不能尽信，那吐蕃王朝时期的官方史料，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在拉萨城东约100公里的墨竹工卡县止贡乡，保存有两方吐蕃时期的石碑，因其立于谐拉康寺大门两侧，故称“谐拉康碑”（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
在“谐拉康碑”的碑文上，明确写着“（赞普）降临大地作为人间之祜主后，又返回天国。”[1]
另外，在西藏林芝尚有一方名为“第穆萨”（de-mo-sa）的摩崖石刻。
此刻石为吐蕃赤德松赞时期（798—815），工布王噶波与赞普会盟誓文，故亦称“吐蕃工布摩崖碑”。
“第穆萨”刻石上写道：“初，恰神天父六君之子，聂赤赞普降临神山，做人间之王以来……”。[2]
相似的例子，还有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
“唐蕃会盟碑”上有记为，“圣神赞普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3]
在石刻资料之余，保存在敦煌藏经洞内的藏文文献《赞普世系表》，“神自天国之上降世，在天国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宜顿祉七神。赤宜顿祉之子，聂赤赞普降临至神山时，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王……。”[4]
聂赤赞普从天而降的壁画
上述资料，多为赞普亲自参与的盟誓文书，可以认为是吐蕃王朝的官方文献。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赞普王系一口咬定，自己是天神后羿。
这种坚持的态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唐朝都有所耳闻。
唐德宗时的名臣杜佑，在《通典》中有如下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悉卜野，因以为姓。”
吐蕃王室对天神世家的执着，其实与中原皇帝“君权神授、代天牧民”的思想，并无二致。
这些小政权依旧以“天神后裔”自居，周边势力对这种身份也无不认可。
例如，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王室后裔修建了加里寺，并以“加里”作为王朝的名号。
但为了凸显悉卜野后裔的身份，特在“加里”前冠以“拉”（藏文中“拉”为“神”之意），由此形成了“拉加里”王朝。[5]
对于这个有割据性质的小王朝，西藏各时期的统治者都相当优待，尽量避免自己设置的管理机构与其控制范围重叠。
这一切，都源于对吐蕃王室的尊重，抑或对其“天神后裔”身份的尊重。
通过以上例证可知，所谓“吐蕃王室源于佛祖释迦牟尼后裔”的说法，完全是佛教占据西藏话语权后的修饰与涂抹。
因为，如果王室源于释迦牟尼后裔，那这几块立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刻石，就完全没必要幻化出一个天上神祗的谱系了。
拉加里王宫
佛教与本教间的政治博弈，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灭亡。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吐蕃王室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扶持，佛教势力未必能撼动根深蒂固的西藏原生宗教——本教。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国家运行的轴心——始终都是王权，而不是教权。
因此，吐蕃王朝是一个神权（王权）国家，而不是教权国家，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可能性。
二、农耕文明 or 游牧文明
很多人醉心于吐蕃铁骑，对唐朝连续不断的打击，想当然的认为，吐蕃是以游牧为主的文明类型。
但如果将视线拉长一点儿，你就会发现，吐蕃相比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之类的纯游牧民族政权，有很多不同之处。
所有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存在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因此，纯游牧政权常表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质，其快速的兴衰，皆源于无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
而反观吐蕃王朝，从其公元7世纪中叶崛起后，与唐朝爆发了长达150余年的激烈战争，见诸史端的大战170余次。
这种兼有游牧文明爆发力、农耕文明韧性的特质，使吐蕃王朝成了中原政权对外交战史上的孤例。
而如果从吐蕃发源地山南雅砻河谷的自然特点上分析，显然是一处适宜农耕，而非游牧的地点。
由此，第一块青稞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才会出现于山南。
要知道，修建水渠灌溉、土地种植整理、建筑宫殿建筑，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
也正是因为具有了定居的文明特征，以金属冶炼为代表的手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具备制造刀剑、盔甲、盾牌、金银饰品的能力，并发展出升、斗、秤等便于商品交流的度量器。[6]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尚未统一西藏之前，便已具备“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铜、铁；钻木为孔，制做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藕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的技术能力。
雍布拉康和青稞田
等松赞干布一统高原后，吐蕃获得了藏北大量适于放牧的草原。
吐蕃国内的经济形势，从之前农耕为主，兼有畜牧，转变为农牧兼营，互为表里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农业依旧是吐蕃经济的核心。
由于西藏自然环境的特点，高寒地区的草场，每年生长期只有二至四个月，产草量低，三至四十亩地才能放牧一只绵羊，畜畜量极低，且自然灾害频繁。[7]
这些特定的自然条件，都限制了高原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所以，吐蕃在高原本土对苏毗、象雄等国的征服，可以看做是高原农耕部落，对半农半牧及纯游牧部落的征服。
很有意思的是，在“吐蕃”词意的种种猜测中，有一种说法为“蕃”是西藏农业人口的自称，与代表游牧人口的“卓”相对。
正是由于农业对吐蕃经济的重要意义，吐蕃政权在辖区内多次进行田地清查和权属确定。
这种专门针对田地的普查工作，随着吐蕃疆域的拓展，不断向外推广。
永徽四年(65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大相禄东赞便命人划定田界，按每户籍人口分配土地。
有学者认为，吐蕃效仿了唐朝在边疆区实施的均田制（军屯+民屯的）。
敦煌莫高窟23窟—耕作图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占领沙州（敦煌）后，实施了突田制和计口授田，并建立了相应的税制和财政体系。
因此，吐蕃王朝绝非纯游牧政权，而是一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所以，它才会兼有游牧文明的爆发力，以及农耕文明的韧性。
参考书目：
[1]、《试论谐拉康碑文及其有关问题》_巴顿；
[2]、《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_常凤玄；
[3]、《吐蕃金石录》_王尧；
[4]、《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_王尧、陈践；
[5]、《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_霍巍；
[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_刘瑞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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