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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的国家形态

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2020-04-03 09:49:05

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在西藏高原上急速崛起。

至八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已从其本土(约相当于今西藏自治区范围),拓展至青海全部、甘肃大部、陕西西部、新疆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及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巴控克什米尔(勃律)等地区,疆域扶摇万里。

那这个东侵大唐、西拒大食的强大王朝,究竟是神权国家,还是教权国家?究竟是游牧文明,还是农耕文明呢?

一、神权国家 or 教权国家

说到西藏地区的政权,很多人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教合一。

但实际上,西藏政权政教合一的完成体,出现得时间相当晚。

约在清康乾时代,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才正式完成了这一进程。

那与唐朝对应的吐蕃王朝,是怎样的政权结构呢?

我们来看看,西藏史料的记载。

聂赤赞普壁画

在神话传说中,吐蕃初代赞普聂赤从天而降,在雅拉香波神山旁被牧羊人发现。

因其相貌奇异,在“十二智本”的拥戴下,成为雅砻部落的首领。

由于,他是被民众扛在肩上,故称“肩坐王”(聂赤赞普)

随后,聂赤赞普所在的悉卜野家族,便在雅砻河谷地区深耕发展。

其33代后裔松赞干布继位后,将都城迁至拉萨(633年,贞观七年),迎来了辉煌的吐蕃王朝时代。

神话传说当然不能尽信,那吐蕃王朝时期的官方史料,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在拉萨城东约100公里的墨竹工卡县止贡乡,保存有两方吐蕃时期的石碑,因其立于谐拉康寺大门两侧,故称“谐拉康碑”(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

在“谐拉康碑”的碑文上,明确写着“(赞普)降临大地作为人间之祜主后,又返回天国。”[1]

另外,在西藏林芝尚有一方名为“第穆萨”(de-mo-sa)的摩崖石刻。

此刻石为吐蕃赤德松赞时期(798—815),工布王噶波与赞普会盟誓文,故亦称“吐蕃工布摩崖碑”。

“第穆萨”刻石上写道:“初,恰神天父六君之子,聂赤赞普降临神山,做人间之王以来……”。[2]

相似的例子,还有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

“唐蕃会盟碑”上有记为,“圣神赞普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3]

在石刻资料之余,保存在敦煌藏经洞内的藏文文献《赞普世系表》,“神自天国之上降世,在天国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宜顿祉七神。赤宜顿祉之子,聂赤赞普降临至神山时,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王……。”[4]

聂赤赞普从天而降的壁画

上述资料,多为赞普亲自参与的盟誓文书,可以认为是吐蕃王朝的官方文献。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赞普王系一口咬定,自己是天神后羿。

这种坚持的态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唐朝都有所耳闻。

唐德宗时的名臣杜佑,在《通典》中有如下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悉卜野,因以为姓。”

吐蕃王室对天神世家的执着,其实与中原皇帝“君权神授、代天牧民”的思想,并无二致。

吐蕃王朝灭亡后,散落各地的王室后裔,建立了一系列小政权。

这些小政权依旧以“天神后裔”自居,周边势力对这种身份也无不认可。

例如,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王室后裔修建了加里寺,并以“加里”作为王朝的名号。

但为了凸显悉卜野后裔的身份,特在“加里”前冠以“拉”(藏文中“拉”为“神”之意),由此形成了“拉加里”王朝。[5]

对于这个有割据性质的小王朝,西藏各时期的统治者都相当优待,尽量避免自己设置的管理机构与其控制范围重叠。

这一切,都源于对吐蕃王室的尊重,抑或对其“天神后裔”身份的尊重。

通过以上例证可知,所谓“吐蕃王室源于佛祖释迦牟尼后裔”的说法,完全是佛教占据西藏话语权后的修饰与涂抹。

因为,如果王室源于释迦牟尼后裔,那这几块立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刻石,就完全没必要幻化出一个天上神祗的谱系了。

拉加里王宫

而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势力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强势。

佛教与本教间的政治博弈,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灭亡。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吐蕃王室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扶持,佛教势力未必能撼动根深蒂固的西藏原生宗教——本教。

由此可见,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国家运行的轴心——始终都是王权,而不是教权。

因此,吐蕃王朝是一个神权(王权)国家,而不是教权国家,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可能性。

二、农耕文明 or 游牧文明

很多人醉心于吐蕃铁骑,对唐朝连续不断的打击,想当然的认为,吐蕃是以游牧为主的文明类型。

但如果将视线拉长一点儿,你就会发现,吐蕃相比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之类的纯游牧民族政权,有很多不同之处。

所有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存在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因此,纯游牧政权常表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质,其快速的兴衰,皆源于无可改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

而反观吐蕃王朝,从其公元7世纪中叶崛起后,与唐朝爆发了长达150余年的激烈战争,见诸史端的大战170余次。

这种兼有游牧文明爆发力、农耕文明韧性的特质,使吐蕃王朝成了中原政权对外交战史上的孤例。

而如果从吐蕃发源地山南雅砻河谷的自然特点上分析,显然是一处适宜农耕,而非游牧的地点。

由此,第一块青稞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才会出现于山南。

要知道,修建水渠灌溉、土地种植整理、建筑宫殿建筑,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

也正是因为具有了定居的文明特征,以金属冶炼为代表的手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具备制造刀剑、盔甲、盾牌、金银饰品的能力,并发展出升、斗、秤等便于商品交流的度量器。[6]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尚未统一西藏之前,便已具备“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铜、铁;钻木为孔,制做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藕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的技术能力。

雍布拉康和青稞田

等松赞干布一统高原后,吐蕃获得了藏北大量适于放牧的草原。

吐蕃国内的经济形势,从之前农耕为主,兼有畜牧,转变为农牧兼营,互为表里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农业依旧是吐蕃经济的核心。

由于西藏自然环境的特点,高寒地区的草场,每年生长期只有二至四个月,产草量低,三至四十亩地才能放牧一只绵羊,畜畜量极低,且自然灾害频繁。[7]

这些特定的自然条件,都限制了高原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所以,吐蕃在高原本土对苏毗、象雄等国的征服,可以看做是高原农耕部落,对半农半牧及纯游牧部落的征服。

很有意思的是,在“吐蕃”词意的种种猜测中,有一种说法为“蕃”是西藏农业人口的自称,与代表游牧人口的“卓”相对。

正是由于农业对吐蕃经济的重要意义,吐蕃政权在辖区内多次进行田地清查和权属确定。

这种专门针对田地的普查工作,随着吐蕃疆域的拓展,不断向外推广。

永徽四年(653年),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大相禄东赞便命人划定田界,按每户籍人口分配土地。

有学者认为,吐蕃效仿了唐朝在边疆区实施的均田制(军屯+民屯的)。

敦煌莫高窟23窟—耕作图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占领沙州(敦煌)后,实施了突田制和计口授田,并建立了相应的税制和财政体系。

由此可见,吐蕃王朝的农业政策,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因此,吐蕃王朝绝非纯游牧政权,而是一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所以,它才会兼有游牧文明的爆发力,以及农耕文明的韧性。

参考书目:

[1]、《试论谐拉康碑文及其有关问题》_巴顿;

[2]、《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_常凤玄;

[3]、《吐蕃金石录》_王尧;

[4]、《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_王尧、陈践;

[5]、《西藏山南拉加里宫殿勘察报告》_霍巍;

[6]、《简析吐蕃王朝初期经济发展形态》_罗布次仁;

[7]、《中国人口(西藏分册)》_刘瑞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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