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必衰似乎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摆脱不了的魔咒，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大唐了，而造成这种转折的皇帝就是唐玄宗，开元时期，大唐走向极致的繁盛，天宝末期，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盛世戛然而止，此后就是一百多年的大唐憋屈史。而在大清朝，同样也有这么一位处在节点，准确来说应该是制造节点的皇帝，即乾隆帝。
所谓康乾盛世是在乾隆皇帝时期真正实现的，这种实现并非全是乾隆帝的功劳，毕竟在他之前的数位皇帝，从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一直到雍正帝，都称得上是好皇帝，早已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乾隆帝不过是站在祖宗们的肩膀上继续为盛世的到来点一把火。
但很显然，乾隆帝确实点了火，盛世也确实到来了，但将所有功劳不知不觉据为己有的乾隆帝飘了，自称什么十全老人。他不知道或许假装不知道，盛世的表象下是已经僵化的制度和从根部开始腐烂的吏治。乾隆或许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是年龄的增加让他滋生了享受的因子，花钱如流水已经不足以形容乾隆帝，动辄大排场、大动作、大消费。
有功之人自然应该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但是乾隆时期的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加重，和珅遍布全国的关系网使得各种名目的盘剥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百姓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里去，极致的享受与极致的困顿一碰撞，那就是嘭的一声炸裂。
从乾隆执政的四十年开始，民间的起义就开始冒头，越到乾隆晚期越严重。而乾隆皇帝不知不觉已经在皇帝这个位子上做了将近六十年，眼看就要超过康熙爷爷了，孝顺的乾隆决定让位于儿子嘉庆帝，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太上皇帝。实际上这个让位也只是个形式而已，大事还是乾隆说了算，嘉庆这个皇帝的地位顶多比太子高那么一点点。
明明是一国之君，却对大部分的国政没有干涉的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好受。但是国无二主，也就是说嘉庆帝只是多了一个身份，但手中的权力很可能更加的少，父子俩的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乾隆让位不代表让政，嘉庆登基不代表亲政，该有的权力没有，必将导致矛盾。
这方面的例子古已有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为了专注对外军事扩张，让位于儿子赵惠文王，后来赵武灵王被围困在沙丘行宫三个月，活活饿死，身为儿子的赵惠文王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沙丘，仿佛不知道这件事。
再比如唐睿宗曾在712年让位于太子李隆基，而“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馀皆决于皇帝。”结果后来李隆基除掉了天平公主逼着唐睿宗真正让位然后正式亲政。
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甘愿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拱手让人，所以太上皇和皇帝的关系都很微妙，最正常的情况就是太上皇被软禁起来，以防他作妖。但是嘉庆帝还没有那个实力与乾隆做对抗。但父子俩的斗法必然一直没有停，暗流涌动中的权力竞争是这一时期的第一重危机。
嘉庆帝的憋屈并不仅仅是乾隆帝的不让权，还在于乾隆帝给他留下来的烂摊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嘉庆帝登基的那一年，仅仅隔了不到两个月，白莲教起义就开始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一起义传播范围极广，持续时间也极长，一直到嘉庆七年才被平定。
而白莲教之所以起义，自然是在乾隆帝时期就已经埋下的祸根，前文说了，乾隆和和珅等官员的极致享受与百姓的极致困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白莲教正式利用百姓心中的怨恨来对抗朝廷。
如果说乾隆的不放权是现实给嘉庆帝的第一个打击，那白莲教起义就是第二个打击，而和珅的功高震主就是第三个打击。和珅一度在乾隆晚年被称为二皇帝，权力甚至在嘉庆帝之上，嘉庆帝受制于乾隆也就罢了，居然还要受制于一个大臣，他内心的憋屈可想而知。
但他的反抗优势那么的微不足道，毕竟和珅经营多年，早已经将帝国的整个吏治搅得不成样子，而且有乾隆帝在那里，嘉庆帝很难放开手去处理和珅的问题。
吏治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库的亏空就一直是个大问题，而平叛需要大量的钱财，这个钱财从哪里出？从百姓出的话，又会反过来让白莲教起义更加强大，如果从国库出、从官员那里出，又无从下手。所以我们看在乾隆为太上皇的这段时间，嘉庆帝对于白莲教是有镇压的，但是镇压的效果并不明显。
直到时间到了1799年的正月，距离嘉庆帝登基已经过去了三年，乾隆去世，嘉庆帝迅速亲政，然后又迅速拿下了和珅，开始整顿吏治，处理贪污腐化问题，全面镇压白莲教起义。
所以我们看乾隆为太上皇的这段时间，嘉庆帝太难了，他面对多重政治危机，其一就是乾隆的不放权；其二就是和珅的位高权重；其三就是吏治贪污问题；其四就是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当然这只是国内存在的政治危机，而国际上来看，嘉庆帝出生的时候，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浪潮里，我们落后了，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巨大的政治危机已经埋下，在不久的未来等着清朝的皇帝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