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的天京事变及其后的石达开出走，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的太平天国不仅陷入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朝政混乱，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将领离心的局面。清军乘此有利时机，从东西两线向太平军反扑。
天京内乱后，清廷趁机三面进逼
西线，曾国藩率领湘军相继攻陷了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武汉、九江，包围了天京城的门户、安徽省首府——安庆。东线，清军集合绿营兵分别扎寨于镇江、扬州，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再度包围了天京。相比于顺江而下、稳扎稳打的湘军，江北、江南大营无疑威胁更大。
到1858年3月，江南大营的清军先后攻陷了溧水、句容、镇江、瓜州、秣陵关等地；江北大营也相继攻克浦口、江浦，在这两面夹击之下，天京城的形势变得更加危急。为了应对这一紧张局面，1858年9月太平天国军事上的两个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联手出击，在浦口大败绿营兵主力，攻破江北大营，并收复了扬州、六合等地。
天京的压力虽然有所减轻，但江南大营仍是心腹大患。而且江南大营经过守将和春、张国梁多年经营，已经筑起了长长的高墙，工事坚固、兵力雄厚。为了攻破这里，陈玉成、李秀成等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师自救，必获捷报也。”
1860年2月，李秀成率军由皖南直趋浙江，并冒充清军旗帜衣号，进袭杭州，并于3月19日攻占之。杭州是浙江首府，更是江南大营粮饷的来源。因此，江南大营紧急出动1万多精锐前往救授。李秀成见调虎离山、分军江南大营的目的达到，便在城中遍插旗帜以为疑兵，于24日连夜撤离杭州，由小路急返天京。5月初，陈玉成、李秀成等五路大军10余万人齐集天京城外，猛攻江南大营，将其彻底摧毁，并成功击溃了城内的3万余守军，天京之围遂解。
太平军进军武汉、苏浙，欲再救安庆
可惜，当太平军故技重施，想用同样的“围魏救赵”之计解安庆之围时，却没有起到丝毫作用。1860年9月，太平军各路将领齐聚天京，提出了进军湖北、苏浙，迫使清军撤安庆之围的战略决策。1861年3月，太平军一路进军湖北，势如破竹，很快攻下了黄州府等地，此时武汉空虚，兵不满3千，远在前线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不住埋怨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当时的湖北可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各部将领纷纷要求回师救援。
同时，另一路天平军向东出发，1个半月内攻城略地，占据苏南和浙江许多州县，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严重威胁清廷在江南的财赋之区。清廷为此心急如焚，连番下旨严令曾国藩进军江南，并令其署理两江总督，即刻赶赴苏州就任，确保江南半壁。但曾国藩对于清廷的旨意或拖延应付，或置之不理，一门心思紧紧咬住安庆不放。
曾国藩不为所动，一心攻克安庆扭转被动局面
公元1860年8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水陆各军，令其迅速进军苏浙。但曾国藩却始终不为所动，拒不应命，一门心思千方百计围攻安庆，“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与之争得失”。最终，随着安庆的失陷，天京门户洞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各路太平军在东西两面的努力全部功亏一篑，只能放弃已经拿下的广阔地盘，撤军返回救援天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