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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文 | 满喜喜

文坛巨人夏目漱石,苦闷了一辈子,最幸运的事,便是早早找到了人生意义,并且用尽了余生,努力让它实现。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世事如歌

 

1867年2月9日晚,江户的末落贵族,夏目家族增加了一口男丁。

因为家族衰落,所以父母对小儿子的出生,不抱任何期待。

这个孩子得名金之助,两岁之前被寄养,两岁之后就过继给外人当养子。

金之助孤独地长到了十岁,才在一个夏天,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五年后,金之助的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在文学上的志向,完全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所以从十五岁起,他就脱离了夏目家,开始了一个人的求学治学之路。

22岁那年,江户青年夏目金之助,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登上了历史舞台。

漱石两个字,取自《晋书》里的“漱石枕流”, 指隐居生活。

从此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金之助了,人们能记住的,只是日本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夏目漱石,而不是江户没落世家里,那个孤独的金之助。

23岁,漱石进入大学,修习英文科,成绩斐然,这一时期,他将早年间的汉学底蕴,与西方的启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趣,并通过论文发表、俳句创作,向外界展露自己的才华。

大学毕业,直到他33岁为止,他都在从事英语教育工作。

这一期间,他和中根镜子结婚,有了儿女,凭借才华在文学界站稳了脚跟。

这段婚姻不算幸福,妻子出身优良,是贵族院书记长官的女儿,悲哀的是,夫妻两人都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镜子婚后第三年,尽管与漱石相互理解,却依然不堪忍受琐碎的家庭生活,投河自杀,虽然未遂,仍令夏目漱石深受打击。

 

王尔德过世的当年,夏目漱石被派往英国留学,在伦敦两年间,西方文明的熏陶,彻底改变了夏目漱石,这种脱胎换骨,一方面将他的文学水平,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另一方面使他的精神加速崩溃,福祸相依,反倒不知这种灵魂蜕变,于他是福是祸。

一个亚洲人,身处欧洲最有权势的资本主义强国,无处不在的种族偏见、雾都压抑的环境、难以适应的食物和住所,无时无刻不在挑战夏目漱石脆弱的神经。

然而最致命的伤害,是来自于理想的破灭。

身在不列颠,漱石清晰地认知到,日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国力差距,这令一心盼望国家崛起、摆脱列强的漱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那时的他,与若干年后的鲁迅是一样的。

鲁迅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漱石也觉悟到,单纯的教授英文,根本不能让日本成为世界强国。

英文作为语言,始终只是一种手段,真正能改变国家的,只有思想的变革。

于是他走上了和后辈鲁迅相同的道路,那就是拿起写作的笔,用笔尖去戳醒所有混沌愚昧里的国民。

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既令他苦闷不堪,又迫使他更专注的进行创作,靠写作来转移痛苦。

漱石复发神经衰弱的风声传回国内,政府立时催其返程。

回国之后,漱石去了东京大学,专职讲授英国文学,此时的他,虽然仍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但手中创作的笔已经无法停止了,不停产出新作。

终于在38岁那年,他写出了《我是猫》,这部短篇小说一炮而红,应读者要求,开始了连载,《我是猫》的成功,令漱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激情。

此后10年,是漱石创作的最高峰期。

《我是猫》作为成名作,展现出了惊人的思想深度和社会广度,用一只无名的猫为主角,以它清澈而洞察一切的眼睛,冷漠疏离的审视这个炎凉的世界,人生百态、悲欢离合,在猫的眼睛里,全部都荒唐,全部都孤独,人间如此空荡,除了虚伪和自私,一无所有。

这些人虽然看起来快活,但是如果叩问他们心底,却可以听见悲凉的回响。

故事里的猫旁观着一切,故事外的漱石,借猫的舌头讽刺社会乱象。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造就的繁荣里,举国上下,沉浸在畸形的狂热之中,日本社会整体的思潮,是狂妄自大、不知进退的,统治者一厢情愿地觉得,只要加强西化,抛弃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终会使日本称霸世界。

夏目漱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留英两年,对西方文明的利与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霸权,终会被新的霸权取代;以牺牲环境和公平换来的财富,只会让多数人苦不堪言。

夏目漱石深爱自己的国家,却无力阻止日本的沉沦,他知识分子的良知,决不允许他保持缄默,所以才有了《我是猫》中“只要给钱,资本家什么事都干得出”的鞭挞;才有了《三四郎》中“日本必将亡国”的警示。

他知道要借文学针砭时弊、讽刺时局,就必须要有一个文学性的载体,单纯的说教,不会在社会激起一点水花。

所以《我是猫》被处理的幽默诙谐;《文鸟》描写的唯美而治愈,但两者的内涵又极深,保有阅读快感的同时,又能引发思考。

他著名的三部曲,则是借助喜闻乐见的三角恋与伦理纠葛,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三四郎》中,美祢子周旋于兄弟二人间,态度暧昧;《门》的主人公与朋友的妻子结合,被社会唾弃;《心》里的“先生”则是以龌龊的手段,和朋友争夺一位佳人,导致朋友绝望自杀。每个故事都具备畅销的特质。

漱石的这批作品,也被鲁迅誉为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轻快洒脱、富于机智,在国内销量极好,传播广泛。

 

虽然他的作品受到欢迎,颇有影响,但日本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黑。

一个清醒的夏目漱石,在狂热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坚持的真理,在称霸世界的宏图伟业之前,显得天真而迂腐。

夏目漱石用文学矫正社会的理想,到底还是在野心下破灭了。

后来的漱石,作品逐渐转向开解大众的方向,提出“非人情”“余裕论”和“低徊趣味”,强调“以美为生命”,主张从容不迫的心态,所谓“品茶浇花、听戏唱曲、温泉疗养都是余裕”。

希望让读者在文学中,得到精神的休憩享受,短暂的摆脱世俗之苦,获得抚平焦躁的清凉。

换言之,夏目漱石不再试图干预社会,转而努力影响人心。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情调,也由低吟浅唱、哀婉柔情,蜕变为深沉老练,厚重内敛。

举例如《十夜梦》,这本随笔平静的陈述了十个与梦有关的故事,多数涉及生死,节奏舒缓,含蓄细腻。全书铺陈着繁复的细节描写,每隔一节,就会针对某个严肃问题加以探讨,不知是在和读者对话,还是在与敏感的内心求和,抑或只是悲观的喃喃自语。

可见夏目漱石,不仅是观察者、叙述者,更是批判者、反思者,他拷问人性,更拷问自己的灵魂。

素心如月

 

漱石的人生里,全情投入文学创作的时间,总共不过十一年。

终其一生,写完了十五部小说、两本文学理论及大量随笔、俳句,以及207首汉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遗作《明暗》。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汉诗,是因为漱石自幼就钟爱汉学,1881年4月,15岁的夏目漱石进入汉学塾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了《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重要作品。他说过:“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

正是因为浸润汉文化中的儒家气质,才使得漱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习气格外浓重。

英国留学的经验,又启发了他思考“何谓文学”与“文学何益”。

东西思想碰撞,促使漱石写出了对日本文学史、日本文论都非常重要的《文学论》。

1914年,在《我的个人主义》中,夏目漱石提出了“向别人要求多大自由,就应该给被人多大自由”的平等观,批评了“那种只要求别人彻底尊重自己的自我而丝毫不尊重他人”的观念。

而他小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四郎,也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似乎总是在低头赶路,挣扎着寻找立足之地。

《门》里的宗助,散漫且懦弱,一直在妥协逃避。

《后来的事》则揭露了一种“无意识的伪善者”。这种人往往对别人造成伤害而不自知,保持着虚伪的道德,令人无从恨起,却又深恶痛绝。

或许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太过孤寂,所以漱石才会如此向往人性中的温暖,渴求到近乎苛求。

漱石对人性的独到见解和文学智慧,不仅启蒙了日本青年,更辐射到整个亚洲,包括中国。

因为鲁迅的译介,夏目漱石其实是中国人最早接触到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

鲁迅精研日本文学时,曾花费精力翻译了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两篇小说,他对漱石的文学评价极高,写道:“(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对于漱石,鲁迅颇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亲近,两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无比压抑,满腔愤懑不吐不快,于是就只能不停地写,不停地去讽刺,去批判,去揭露。

他们都是在强烈社会冲突中诞生的文豪,又因为对“文学改造社会”这一理想的炙热追求,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可见文学这种东西,从来都没有国界线。

 

毕竟东流水

漱石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与森鸥外并称“明治时代的两大文豪”,无人不知,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是教材必选书目,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

1967年,夏目漱石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表彰为“世界文化名人”。

1984年到2004年,日本发行的千元钞票上,也一直都印着漱石的肖像。

日本曾评选过多次“最受欢迎的作家”,漱石通常位列前三。

鲁迅、巴金也承认,夏目漱石对他们的创作影响极深。

今日之日本,夏目漱石研究早已成为显学,与我国研究鲁迅的体量相当。

这位大器晚成的巨匠,写过很多温暖故事,对人性持有善意,可他一生中却少有轻松的日子。

穷极一生,夏目漱石都无法摆脱强烈的焦虑,始终处于精神敏感的状态。

除了神经衰弱,他还患有严重的胃肠疾病,精神和肉体无时无刻,都饱受折磨。

漱石的养父,从他幼时就开始灌输“爱需要回报”的概念,在他成名后,更是多次上门求财,张口闭口都是“应得的钱”,弄得漱石十分痛苦。

漱石的姐姐体弱多病,丈夫出轨且家暴,也常伸手向漱石要钱,漱石又气又恨,却也毫无办法。

哥哥们更是浪荡不堪,之前看不起漱石的文学梦,之后又死皮赖脸的前来依附。

妻子的精神也不稳定,时常会对他大喊大叫。

漱石早已不期待家庭的温暖,却又不忍抛弃悲惨的家人,就这样默默地烦恼了一辈子。

抑郁的阴影,像一团晦暗的火,蚕食着夏目漱石脆弱的生命,他不是没想过一死了之,在英国期间,最绝望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曾萌生自杀之念,幸好并未执行,之后精神暂好,他就回了国,但神经衰弱一直反复,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与社交。

回国后的漱石,眼见着鼓吹“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满心惆怅,又无可奈何,明知道全盘西化,会使国家的文化断绝,日本从内到外,都将丧失独立个性,但又能怎样呢?

金钱和权力,都已经对资本红利上了瘾,一个可怜的作家,挡不住整个疯狂的社会。

1910年5月,日本政府处决幸德秋水等12名进步人士。同年,夏目漱石因胃溃疡住院,病情恶化险些丧命。

1911年,夏目漱石第5个女儿在吃饭时突然死去。几个月后,他婉拒了文部省赏赐的文学博士学位。

 

精神上的痛苦,如数映射在了肉体,敏感的作家,再次变得悲观厌世,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就产生了那本著名的《心》。

这本书写于夏目漱石47岁,他当时久病缠身,生活郁闷,对人间已无眷恋。

两年后,夏目漱石辞世,死因是胃出血,享年四十九岁,结束了“以文立身,文以载道”的辉煌人生。

按照遗愿,他的身体被捐出,用于医学研究,夏目漱石的大脑,至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

 

曾听闻,一个人在乎的人越多,他就越脆弱,从这个意义上看,夏目漱石致命的脆弱,就有了悲悯的来源,因为在这个男人心里,除了麻烦的家人,还安放着他母国所有的人民。

对于夏目漱石这种内敛而敏感,抑郁质的作家来说,一旦拥有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就注定会陷入万劫不复,强烈的使命感,会榨取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早早逝去,在日本尤其如此,如川端康成般自杀的作家,比比皆是。

  

想来日本民众对夏目漱石念念不忘,大概与我们怀念鲁迅,是同个道理吧。

人类社会总是缺少那些敢于发声,敢于站在风口浪尖,能无所畏惧,揭露痛处、揭开伤疤的人,我们总习惯于附和,享受合群的安乐,却渐渐得失去自我。

但那样的人总是要有的,任何时候都要有,而我们会敬佩他们的勇敢。

夏目漱石一生都在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从官僚商贾的醉生梦死,到贩夫走卒的市侩愚蠢。

鲁迅也一样,大半辈子都在拆旧中国的城墙,铲除中国人脑子里顽固的封建愚昧。

也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够真正长久的被推崇,被纪念,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作品是伟大的,而他们的思想,将一直在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里,熠熠生辉,永垂不朽。

 

《我是猫》的最后,那只猫溺水而死,就像漱石溺死在了现实。

猫临终时说:“我死了,只有死去,才能获得这样的太平,不死就不能获得太平的”。

对夏目漱石来说,亦是如此吧。

漱石人生的大梦,在1916年结束了,虽不知所起,却美得不可思议。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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