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文 | 满喜喜
文坛巨人夏目漱石，苦闷了一辈子，最幸运的事，便是早早找到了人生意义，并且用尽了余生，努力让它实现。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世事如歌
1867年2月9日晚，江户的末落贵族，夏目家族增加了一口男丁。
因为家族衰落，所以父母对小儿子的出生，不抱任何期待。
这个孩子得名金之助，两岁之前被寄养，两岁之后就过继给外人当养子。
金之助孤独地长到了十岁，才在一个夏天，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五年后，金之助的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在文学上的志向，完全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所以从十五岁起，他就脱离了夏目家，开始了一个人的求学治学之路。
22岁那年，江户青年夏目金之助，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此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金之助了，人们能记住的，只是日本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夏目漱石，而不是江户没落世家里，那个孤独的金之助。
23岁，漱石进入大学，修习英文科，成绩斐然，这一时期，他将早年间的汉学底蕴，与西方的启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趣，并通过论文发表、俳句创作，向外界展露自己的才华。
大学毕业，直到他33岁为止，他都在从事英语教育工作。
这一期间，他和中根镜子结婚，有了儿女，凭借才华在文学界站稳了脚跟。
这段婚姻不算幸福，妻子出身优良，是贵族院书记长官的女儿，悲哀的是，夫妻两人都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镜子婚后第三年，尽管与漱石相互理解，却依然不堪忍受琐碎的家庭生活，投河自杀，虽然未遂，仍令夏目漱石深受打击。
王尔德过世的当年，夏目漱石被派往英国留学，在伦敦两年间，西方文明的熏陶，彻底改变了夏目漱石，这种脱胎换骨，一方面将他的文学水平，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另一方面使他的精神加速崩溃，福祸相依，反倒不知这种灵魂蜕变，于他是福是祸。
一个亚洲人，身处欧洲最有权势的资本主义强国，无处不在的种族偏见、雾都压抑的环境、难以适应的食物和住所，无时无刻不在挑战夏目漱石脆弱的神经。
然而最致命的伤害，是来自于理想的破灭。
身在不列颠，漱石清晰地认知到，日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国力差距，这令一心盼望国家崛起、摆脱列强的漱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那时的他，与若干年后的鲁迅是一样的。
鲁迅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漱石也觉悟到，单纯的教授英文，根本不能让日本成为世界强国。
英文作为语言，始终只是一种手段，真正能改变国家的，只有思想的变革。
于是他走上了和后辈鲁迅相同的道路，那就是拿起写作的笔，用笔尖去戳醒所有混沌愚昧里的国民。
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既令他苦闷不堪，又迫使他更专注的进行创作，靠写作来转移痛苦。
漱石复发神经衰弱的风声传回国内，政府立时催其返程。
回国之后，漱石去了东京大学，专职讲授英国文学，此时的他，虽然仍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但手中创作的笔已经无法停止了，不停产出新作。
终于在38岁那年，他写出了《我是猫》，这部短篇小说一炮而红，应读者要求，开始了连载，《我是猫》的成功，令漱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激情。
此后10年，是漱石创作的最高峰期。
《我是猫》作为成名作，展现出了惊人的思想深度和社会广度，用一只无名的猫为主角，以它清澈而洞察一切的眼睛，冷漠疏离的审视这个炎凉的世界，人生百态、悲欢离合，在猫的眼睛里，全部都荒唐，全部都孤独，人间如此空荡，除了虚伪和自私，一无所有。
这些人虽然看起来快活，但是如果叩问他们心底，却可以听见悲凉的回响。
故事里的猫旁观着一切，故事外的漱石，借猫的舌头讽刺社会乱象。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造就的繁荣里，举国上下，沉浸在畸形的狂热之中，日本社会整体的思潮，是狂妄自大、不知进退的，统治者一厢情愿地觉得，只要加强西化，抛弃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终会使日本称霸世界。
夏目漱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留英两年，对西方文明的利与弊，都有着清醒的认识：霸权，终会被新的霸权取代；以牺牲环境和公平换来的财富，只会让多数人苦不堪言。
夏目漱石深爱自己的国家，却无力阻止日本的沉沦，他知识分子的良知，决不允许他保持缄默，所以才有了《我是猫》中“只要给钱，资本家什么事都干得出”的鞭挞；才有了《三四郎》中“日本必将亡国”的警示。
他知道要借文学针砭时弊、讽刺时局，就必须要有一个文学性的载体，单纯的说教，不会在社会激起一点水花。
所以《我是猫》被处理的幽默诙谐；《文鸟》描写的唯美而治愈，但两者的内涵又极深，保有阅读快感的同时，又能引发思考。
他著名的三部曲，则是借助喜闻乐见的三角恋与伦理纠葛，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三四郎》中，美祢子周旋于兄弟二人间，态度暧昧；《门》的主人公与朋友的妻子结合，被社会唾弃；《心》里的“先生”则是以龌龊的手段，和朋友争夺一位佳人，导致朋友绝望自杀。每个故事都具备畅销的特质。
漱石的这批作品，也被鲁迅誉为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轻快洒脱、富于机智，在国内销量极好，传播广泛。
虽然他的作品受到欢迎，颇有影响，但日本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黑。
一个清醒的夏目漱石，在狂热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坚持的真理，在称霸世界的宏图伟业之前，显得天真而迂腐。
夏目漱石用文学矫正社会的理想，到底还是在野心下破灭了。
后来的漱石，作品逐渐转向开解大众的方向，提出“非人情”“余裕论”和“低徊趣味”，强调“以美为生命”，主张从容不迫的心态，所谓“品茶浇花、听戏唱曲、温泉疗养都是余裕”。
希望让读者在文学中，得到精神的休憩享受，短暂的摆脱世俗之苦，获得抚平焦躁的清凉。
换言之，夏目漱石不再试图干预社会，转而努力影响人心。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情调，也由低吟浅唱、哀婉柔情，蜕变为深沉老练，厚重内敛。
举例如《十夜梦》，这本随笔平静的陈述了十个与梦有关的故事，多数涉及生死，节奏舒缓，含蓄细腻。全书铺陈着繁复的细节描写，每隔一节，就会针对某个严肃问题加以探讨，不知是在和读者对话，还是在与敏感的内心求和，抑或只是悲观的喃喃自语。
可见夏目漱石，不仅是观察者、叙述者，更是批判者、反思者，他拷问人性，更拷问自己的灵魂。
素心如月
漱石的人生里，全情投入文学创作的时间，总共不过十一年。
终其一生，写完了十五部小说、两本文学理论及大量随笔、俳句，以及207首汉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遗作《明暗》。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汉诗，是因为漱石自幼就钟爱汉学，1881年4月，15岁的夏目漱石进入汉学塾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了《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重要作品。他说过：“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
正是因为浸润汉文化中的儒家气质，才使得漱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习气格外浓重。
英国留学的经验，又启发了他思考“何谓文学”与“文学何益”。
东西思想碰撞，促使漱石写出了对日本文学史、日本文论都非常重要的《文学论》。
1914年，在《我的个人主义》中，夏目漱石提出了“向别人要求多大自由，就应该给被人多大自由”的平等观，批评了“那种只要求别人彻底尊重自己的自我而丝毫不尊重他人”的观念。
而他小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四郎，也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似乎总是在低头赶路，挣扎着寻找立足之地。
《门》里的宗助，散漫且懦弱，一直在妥协逃避。
《后来的事》则揭露了一种“无意识的伪善者”。这种人往往对别人造成伤害而不自知，保持着虚伪的道德，令人无从恨起，却又深恶痛绝。
或许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太过孤寂，所以漱石才会如此向往人性中的温暖，渴求到近乎苛求。
漱石对人性的独到见解和文学智慧，不仅启蒙了日本青年，更辐射到整个亚洲，包括中国。
因为鲁迅的译介，夏目漱石其实是中国人最早接触到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
鲁迅精研日本文学时，曾花费精力翻译了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两篇小说，他对漱石的文学评价极高，写道：“（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对于漱石，鲁迅颇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亲近，两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无比压抑，满腔愤懑不吐不快，于是就只能不停地写，不停地去讽刺，去批判，去揭露。
他们都是在强烈社会冲突中诞生的文豪，又因为对“文学改造社会”这一理想的炙热追求，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可见文学这种东西，从来都没有国界线。
毕竟东流水
漱石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与森鸥外并称“明治时代的两大文豪”，无人不知，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是教材必选书目，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
1967年，夏目漱石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表彰为“世界文化名人”。
1984年到2004年，日本发行的千元钞票上，也一直都印着漱石的肖像。
日本曾评选过多次“最受欢迎的作家”，漱石通常位列前三。
鲁迅、巴金也承认，夏目漱石对他们的创作影响极深。
今日之日本，夏目漱石研究早已成为显学，与我国研究鲁迅的体量相当。
这位大器晚成的巨匠，写过很多温暖故事，对人性持有善意，可他一生中却少有轻松的日子。
穷极一生，夏目漱石都无法摆脱强烈的焦虑，始终处于精神敏感的状态。
除了神经衰弱，他还患有严重的胃肠疾病，精神和肉体无时无刻，都饱受折磨。
漱石的养父，从他幼时就开始灌输“爱需要回报”的概念，在他成名后，更是多次上门求财，张口闭口都是“应得的钱”，弄得漱石十分痛苦。
漱石的姐姐体弱多病，丈夫出轨且家暴，也常伸手向漱石要钱，漱石又气又恨，却也毫无办法。
哥哥们更是浪荡不堪，之前看不起漱石的文学梦，之后又死皮赖脸的前来依附。
妻子的精神也不稳定，时常会对他大喊大叫。
漱石早已不期待家庭的温暖，却又不忍抛弃悲惨的家人，就这样默默地烦恼了一辈子。
抑郁的阴影，像一团晦暗的火，蚕食着夏目漱石脆弱的生命，他不是没想过一死了之，在英国期间，最绝望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曾萌生自杀之念，幸好并未执行，之后精神暂好，他就回了国，但神经衰弱一直反复，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与社交。
回国后的漱石，眼见着鼓吹“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满心惆怅，又无可奈何，明知道全盘西化，会使国家的文化断绝，日本从内到外，都将丧失独立个性，但又能怎样呢？
金钱和权力，都已经对资本红利上了瘾，一个可怜的作家，挡不住整个疯狂的社会。
1910年5月，日本政府处决幸德秋水等12名进步人士。同年，夏目漱石因胃溃疡住院，病情恶化险些丧命。
1911年，夏目漱石第5个女儿在吃饭时突然死去。几个月后，他婉拒了文部省赏赐的文学博士学位。
精神上的痛苦，如数映射在了肉体，敏感的作家，再次变得悲观厌世，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就产生了那本著名的《心》。
这本书写于夏目漱石47岁，他当时久病缠身，生活郁闷，对人间已无眷恋。
两年后，夏目漱石辞世，死因是胃出血，享年四十九岁，结束了“以文立身，文以载道”的辉煌人生。
按照遗愿，他的身体被捐出，用于医学研究，夏目漱石的大脑，至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
曾听闻，一个人在乎的人越多，他就越脆弱，从这个意义上看，夏目漱石致命的脆弱，就有了悲悯的来源，因为在这个男人心里，除了麻烦的家人，还安放着他母国所有的人民。
对于夏目漱石这种内敛而敏感，抑郁质的作家来说，一旦拥有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就注定会陷入万劫不复，强烈的使命感，会榨取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早早逝去，在日本尤其如此，如川端康成般自杀的作家，比比皆是。
想来日本民众对夏目漱石念念不忘，大概与我们怀念鲁迅，是同个道理吧。
人类社会总是缺少那些敢于发声，敢于站在风口浪尖，能无所畏惧，揭露痛处、揭开伤疤的人，我们总习惯于附和，享受合群的安乐，却渐渐得失去自我。
但那样的人总是要有的，任何时候都要有，而我们会敬佩他们的勇敢。
夏目漱石一生都在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从官僚商贾的醉生梦死，到贩夫走卒的市侩愚蠢。
鲁迅也一样，大半辈子都在拆旧中国的城墙，铲除中国人脑子里顽固的封建愚昧。
也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够真正长久的被推崇，被纪念，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作品是伟大的，而他们的思想，将一直在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里，熠熠生辉，永垂不朽。
《我是猫》的最后，那只猫溺水而死，就像漱石溺死在了现实。
猫临终时说：“我死了，只有死去，才能获得这样的太平，不死就不能获得太平的”。
对夏目漱石来说，亦是如此吧。
漱石人生的大梦，在1916年结束了，虽不知所起，却美得不可思议。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