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距离安史之乱结束16年后，唐代宗去世，37岁的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这位中年继承帝位的皇帝，面临着是上任皇帝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藩镇跋扈、宦官恃宠、财政枯竭。
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扫除弊端，还是在舒适的皇宫内得过且过？这位君主很快就向天下人给出了他的答案：
提倡节俭：德宗继位后，接连下旨意，减少各地对皇宫的进贡和朝廷的开支，《新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德宗先后下旨停止各州府和臣属国进贡珍禽异兽；山南枇杷、江南柑橘等水果除了每年进贡一次用以宗庙祭祀外，其余时间不再进贡；减少宫中衣物、车马及上贡的物品上千类。还对皇宫人员进行裁撤，放一百多宫女出宫回家；裁撤梨园艺人三百多人等。
严管宦官：唐代的宦官专权先有鱼朝恩、李辅国，后拥立德宗之父代宗的宦官程元振继而专权，这些宦官掌握无上的权柄后，无恶不作，朝野共愤。德宗继位后，对宦官严加管理，宦官邵光超去淮西送旌旗仪仗时，收取了淮西节度使留后李希烈所赠送的七百匹缎绸，德宗发现后，将邵光超杖责并发配充军，震慑了其他宦官，使得他们不敢再收受贿赂。
发展经济：德宗继位当年的七月，开放民间采金，并撤销了酒类专卖，发放了三千头猪给贫民。还于次年减少了税收名目。这些措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力推动了安史之乱以来被摧残的民生恢复和经济发展。
削藩：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战乱期间唐朝廷设立的许多节度使拥有着独立的军事、人事、财政大权，拥兵自重，俨然地方上的“小皇帝”，严重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唐德宗意识到这一问题，照收削藩。西川节度使崔宁依仗自己地势险要，兵强马壮，骄奢淫逸，唐德宗将其召到京城留住，封以高官，架空了他的权力。并且还命令魏博节度使田悦削减手下的兵马。唐德宗是唐代进行削藩的第一位皇帝。
赋税改革：废除了唐代立国以来所实行的，已不符合当前形势“租庸调制”赋税制度，实行统一各项税收的“两税法”。
从以上政举来看，唐德宗可谓英主，他展现出来一个雄心勃勃，慷慨有为，锐意进取的全新气象，让人似乎看到了安史之乱以来，大唐中兴的希望。明末思想大家王夫之对初期的唐德宗称赞道：“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
然而，200多年后，北宋名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姊妹篇《稽古录》中斥责唐德宗：“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900多年后的清代雍正年间，年轻的皇子爱新觉罗·弘历在读史后也写下了自己对唐德宗的评价：“世之论德宗者，以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阉宦，三曰好聚敛。”。这两位古代有名的政治家，都以“聚敛”一词来评价一位皇帝，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位想要奋发有为，一扫前弊，恢复盛唐荣耀的皇帝，倒在了财政问题上。
吸食大唐帝国财政血肉的巨兽——节度使
藩镇节度使的设置，本来是唐朝廷为了高效地应对外战争而设，并且也在初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唐玄宗时期，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身兼陇右、河东、河西、朔方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乃至安史之乱前的安禄山，都多次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或保卫了边疆，或拓张了国土。
安史之乱前，藩镇只设置在边境地区，对于朝廷的财政压力还不大。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与叛军作战，朝廷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们各怀心思，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无论是否忠于朝廷，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如同东汉末年那些名为汉臣，实为割据军阀的州牧们一样，节度使们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军事、人事、财政大权。
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使得朝廷财政大量失血。
《新唐书·兵志》记载，节度使们“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朝廷一方面看着节度使们拥兵自重，自理财政，一方面还要在税收里给他们拨款。
以天宝年间为例，当时全国税收为钱200余万贯，全部给地方上；布绢绵2700余万端屯疋，地方和节度使分走其中1300万；粮粟2500余万石，1500万留给地方和节度使。
唐德宗在实行“两税法”改革之后，也必须要考虑在税收上给节度使们留下利益，唐代名臣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记载了当时的税收分配：“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即当时来自各州地方的税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给本州作为财政支出，一部分交给节度使用作军事，剩余部分才上交给朝廷。
显然，节度使们并不是高风亮节，不计自身利益的高尚人士，出于自身的利益，经过层层盘剥后，他们往往会截留下税收的绝大部分，上交部分不过“十献二三”。朝廷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节度使兵马的调动吞噬着朝廷大量的财政资金
根据唐代军事制度，遇到叛乱或对外用兵时，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有时力有未逮或无法调动，就要借用藩镇节度使的军队。然而，大唐天子调用节度使的兵马，要给予大笔的“差旅费”：“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即节度使的军队要离开本藩跨境作战时，朝廷要给出兵的节度使大笔钱财。而深谙“皇帝不差饿兵”之理的节度使们则利用这一制度的漏洞，频频调兵出境，以获取朝廷的大量补贴，这一补贴耗费惊人，《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巨额的军事补贴使得朝廷难以负担，也埋下了叛乱的根源。
自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们的反叛此起彼伏，光靠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应接不暇，必须要依靠其他节度使们的力量。然而，在朝廷财政枯竭的情况下，本来为朝廷平叛而来的藩镇兵马在索取不到足够的利益后，就露出了贪婪狰狞的面孔。
建中二年（公元 781年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朝廷和藩镇之间默认的节度使世袭惯例，其子李惟岳请朝廷让他承袭成德节度使之位，但志在削藩的唐德宗强硬地拒绝了。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叛朝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惟岳之乱尚未平息，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反了。
面对四起的节度使反叛，唐德宗手上的军队捉襟见肘，难以应付同时爆发的多处叛军。于是，朝廷不得不求助于还没有反叛的节度使们。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奉朝廷命令前往平叛的泾原军出发了，他们不仅盼望着胜利，更盼望着朝廷按惯例赏赐的补贴。然而，到了长安附近的浐水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京兆尹王翃所带来的“粝食菜啖”。这下点燃了泾原军的怒火，他们坚信国家“宝货堆积”，只是朝廷抠门。于是，朝廷敌人由叛军转成了朝廷，平叛者华丽转身成为反叛者。枪头一转，泾原军浩浩荡荡杀向长安。唐德宗急忙召禁军来护驾，没想到禁军竟然无一人至。唐德宗只得弃城西逃，在奉天时被叛军围困，史称“奉天之难”。
叛乱的泾原军误会了朝廷，并不是皇帝抠门，而是他们想象中的堆满金银珠宝的国库根本不存在——朝廷的财政已然崩溃了，泾原军并不是唯一参与平叛的藩镇军队，在支付了其他藩镇军队大量“出界粮”补贴后，京兆尹王翃带来的“粝食菜啖”，已是朝廷最后的家底了。
唐朝廷设置节度使，本意是为了提高战争效率，节省军事成本，减少财政支出，然而皇帝们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藩镇们越来越势大，反而成为不断贪婪地吸食帝国血肉的一群巨兽。藩镇们财政权的独立使地方税收这一国家财政输血脉络微弱，连年战争和“出界粮”的存在让国库的钱财和物质日益枯竭。这一祸乱的根源早在节度使制度诞生的那一刻已经埋下，经过安史之乱的发酵，已无可挽回，直至唐朝最后的余晖消失在节度使出身的朱温送给唐哀帝的那一杯毒鸠中。
从轻徭薄赋到横征暴敛——唐德宗时税制的乱象
唐代的财政危机，早在唐德宗之前就已经显露。
唐代的税赋政策采用的是“租庸调”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北魏时期“均田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均田制”是北魏实行的一种土地公有制度，即朝廷按照农民家庭的人口分配给其土地，其中一部分土地在一定年限后归农民所有，另一部分则在农民死后由国家收回。自北魏起，北齐、唐朝初期都实行这一土地制度。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制”制度则规定，只要是均田的农户，均按人口缴纳一定额度的税赋，并服朝廷发派的徭役。
但是到了唐朝中期，社会的发展变化远远超出了设计安排这一制度的唐初统治者们的意料。
和平时期，社会总体稳定，人口不断增加，许多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大量的公有土地被他们括入囊中，朝廷能够给农民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不断缩减授地的范围。唐朝还规定贵族官僚群体免税免役，免除的部分又不可避免地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失地和难以承担沉重税赋的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逃亡，而赋税制度中另一个不合理的条款则规定，逃亡户原先所承担的税赋，由其留在原地的邻舍承担，所谓“摊逃”，结果又造成了另一轮逃难，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且，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自开元年间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人口的流转和死亡、田地的买卖、贫富的升降，都无法如实反映出来，导致了税收的混乱。
战争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烽火连年，大量人民流离失所，一方面，许多土地成为无主之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战争导致社会基层的官吏机构严重破坏，
许多地区的人口也随着战乱或迁入或迁出，带来了户籍的混乱，更加难以征收税赋——“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均田制”都难以为继，基石不存，建立在其上的“租庸调”制度也就随之倒塌。
德宗即位后，鉴于“租庸调”制难以为继，朝廷财政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宰相杨炎在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建议推行“两税法”，并于次年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由朝廷正式敕诏实行。
所谓“两税法”，就是将原先以征收粮食、布匹为主的“租庸调”制改为以征收钱财为主，辅以粮粟，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在征收对象上，无论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一律编入所居住地的户籍，根据丁壮和财产数量确定税额，免除了其他的杂捐杂税。
“两税法”的实行，对于当时的唐朝廷来说无疑是成功的，建中初期，朝廷共收入税钱3000余万贯，粮食1600余万石，极大改善了当时的财政状况。
唐德宗认为他的财政有所好转，于是开始了他的另一个重大政治工作——削藩。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们认识到，“兵将俱骄”、“号令自出”，“天子顾力不能制”的藩镇的存在，对于朝廷来说是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然而，就像前有汉景帝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后有明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变”一样，被削的藩镇们总是不甘任朝廷宰割，不愿放弃手上的权力，总要奋力抵抗。
于是，四镇乱，烽火燃，奉天难。
《孙子兵法·始计篇》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唐德宗的削藩，显然有几个没算到：一没算到削成德节度使，却导致四镇一起反叛；二没算到自己的财政储备仅够支持几个月——“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三没算到平叛的泾原军倒戈叛乱，攻入长安后废除了朝廷设立的商业税和房产税。
自隋代至唐代初期，朝廷对于商业并不征税，税收主要来自于“租庸调”制的农业税。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及其上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又加之战乱频繁，单靠农业税已不足以支撑朝廷应付各种事宜。
四镇之乱时，正是“（两）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时，在战争这个巨大的吞金巨兽的血盆大口下，朝廷的资金开始捉襟见肘。唐德宗的朝廷一反初始体恤民间疾苦，削减杂捐杂税的做法，开始向民间开设商业税和房产税，并课以高额税金。
对长安的市民们来说，建中元年春正月朝廷所云“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的诏书言犹在耳，新的税种：货柜税、间架税、除陌钱等各项两税之外的税收，已大张旗鼓地开征了。
首先增加的税种是“僦柜纳质钱”和农产品交易税。“僦柜”即唐代的商业“保险柜”，唐代商业发达，商人们为了交易方便，便将钱财寄存在专门经营的“僦柜”中，需要时取出，并支付费用。朝廷对这部分征收的税率是四分之一。同时，朝廷也开始对“粟麦粜于市者”，即进行农产品买卖的商人和农民征税，税率四分之一。再后来还有除陌钱，即交易税，税率为每一千钱交易额缴纳五十钱。接下来就是间架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房产税，按居民房屋的间数征税，规定税率是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
新的税种开征后，立刻引起了民间的激烈反抗，市民哭诉，商人罢市，甚至有交不起税赋而自杀者。所以出现了一个讽刺的现象：因为贪婪而反叛的泾原乱军攻入长安后，反而成为了深受沉重税赋压迫的长安市民的解救者，叛军们大声向市民们呼吁：“不征收你们的僦柜纳质钱，和间架税、除陌钱了！”。于是刚刚征收不久的这些商业税就被叛军们废除了。
唐德宗所推行的以“两税法”为主的税制改革，所采取的以人丁的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目标，以货币为主的为征税方式，有别于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模式。以财产多寡来计税，起到了一定的公平作用，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通过把主、客籍人口都编入所在地来计税，是一种客观科学的做法，增强了征税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和当时局势的限制，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是税制本身的问题，“两税法”征收的方式以货币为主，但古代对于货币的认识远远没有现代深刻，使得这一做法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不足，朝廷没有把握好货币的供需平衡。建中初年，朝廷在洛阳修复了原来的十个铜炉，每年铸钱72000缗，但即便是加上原先市场上已经存在的钱币，以当时每年税收3000万缗来看，货币供给量远远不够。再者铸钱标准混乱，政策多变，更加之后期税赋沉重，最后“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再最后，连绫、罗、绢、布、杂货都可以和货币一起使用了。
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土地兼并使得“两税法”的根基不稳。“两税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朝廷确定一个税赋总额，再分派给地方上征收。这一方式在天下太平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四镇之乱平息后，因为战争而死去和逃亡的人使得“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而税赋总额不变，分摊到剩下三分之一可征税人丁头上的税赋就十分沉重了。加之这时不禁土地买卖，由于买卖导致的富人大量占有田地，许多农民沦为佃农，地主向农民收租一石，仅向朝廷上交五升，使得贫富更加不均。
其次是在推行的初期就被战争打乱，失去了平稳运行纠偏的时机。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次年就发生了四镇之乱，朝廷为筹集财政资金以支撑战争，不得不开设新税种并加大征税，失去了设立“两税法”的初衷。“奉天之难”结束后，意志消沉的唐德宗开始向“聚敛”之君转变，更是无意纠正税制中的问题了。
罪己诏后的唐德宗——崩溃的英主
兴元元年（ 公元784 年）正月，被围困在奉天的唐德宗下了一道罪己诏，诏书意志深沉，言辞恳切，承认削藩是个错误，痛数自己不知民间艰苦，“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国家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罪实在予”，并去掉了自己的“圣神文武”尊号，免除了除陌钱、间架税以及竹木茶漆等税，除了僣位称帝的朱泚外，叛乱的众多节度使一概赦免。
诏书一出，天下人深为感动，毕竟除了少数野心家们，谁也不愿意做刀口上舔血的反贼。当年五月，唐将李晟克复长安，七月，在奉天坐困愁城十个月的唐德宗终于又回到了长安的大明宫中。
在奉天的这段时间里，唐德宗曾经派遣士兵去观测敌情，士兵以天气寒冷，恳求皇帝赏赐襦袴以御寒，但唐德宗的内库已找不出一件衣服来，只好把亲王腰带上的金饰取下来变卖后赏给士兵们。
朝廷的外在之贼可平，但德宗的心中之贼却难破。奉天之难的这番动乱，枯竭的财政，如同乞讨般的筹集资金经过，在皇帝的形象上和心理上都打上了一个屈辱的烙印。跟着财政一起崩溃的，还有唐德宗的雄心壮志。
罪己诏的思想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但后续的改正措施是非常消极的。回到长安后，唐德宗把自己前期的政举来了个大颠覆，全盘自我否定。
姑息藩镇：“奉天之难”的惨痛经历，使得唐德宗认识到了节度使们的恣意骄横，也认识到了他们强大的战斗力和破坏力。从下罪己诏的那一刻起，唐德宗对于藩镇的态度由削弱改为姑息，除了朱泚、李希烈因僣位称帝无法赦免外，其余叛乱的节度使一概赦免。藩镇们皆大欢喜，继续在地方上当自己的土皇帝，在岁月的变迁中直至他们的势力膨胀到把大唐帝国分割得七零八落。
宠任宦官：节度使们的不断反叛，大臣们的勾心斗角，就连禁卫军也不可信任，唐德宗对他的臣子们越加猜忌，其在位26年，共更换了35任宰相。然而，哪里还有可以亲信之人能帮助朕管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呢？唐德宗茫然四顾，发现了身后那群曾经被他严加管束的宦官们。从长安城惶惶而逃，到奉天城坐困愁城，时刻陪伴在自己左右的，就是这些刑余之人了。于是，宦官们又得势了，窦文场、霍仙鸣等宦官开始掌握禁军，并形成了制度。
疯狂敛财：自继位以来，举目所见，亲身所历，使唐德宗深刻理解了“钱不是万能，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于是开启了他疯狂敛财的后半生。建中初年的唐德宗，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特令地方上停止了许多不必要的进贡，但经过“奉天之难”回到长安的他，则要求地方上进贡财物，甚至派出官员到地方上监督，以“进奉”、“宣索”之名强行盘剥人民，以“召雇”为名强迫人民服徭役，还对于节度使们盘剥地方人民以进贡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韩愈在《五坊小儿记》中还记载了唐德宗时期，为皇帝饲养鹰犬宠物的“五坊”给事人员敲诈勒索百姓的丑态。
前期锐意削藩，后期姑息武人；前期严管太监，后期宠任宦官；前期悯民减税，后期横征暴敛。那个意气风发，这位“赫然有拨乱之志”的英明君王，终究被残酷的现实所击倒，成为一个醉心于敛财的“守财奴”。
唐德宗的悲剧根源，源自于崩溃的财政，而财政危机的根源，又来自恣意骄横，拥兵自重的失控的节度使们。唐德宗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也一度想要解决它们，但这场早在唐玄宗时期就埋下的祸根，经过多年的蔓延滋长，以非他一人短时间能够扭转，这是大势使然。唐德宗经过一系列现实的打击，由自信而变得猜忌，由英明而变得昏暗，在意志方面不够坚定，也是这场悲剧中的个人因素。不过，这位“守财奴”终其半生来敛财，从客观上充实了国库，为他的孙子，后来的唐宪宗的强力削藩，进而实现“元和中兴”，重振大唐雄风，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