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1360年，洪武三年封为燕王。燕王镇守北藩,足智多谋,屡次出征蒙古而威名大振，深受朱元璋的器重,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1398年5月,朱元璋“驾崩”,建文帝嗣统,在齐泰、黄子澄的辅助下,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诸王,正准备向雄踞幽燕的燕王开刀。燕王先发制人,起兵“靖难”,篡夺了皇位。
那么建文帝为什么会失败？
一、重文轻武
很多人认为建文帝之失败首先在于朱元璋杀戮功臣造成其无将可用的局面。诚然,朱元璋在历史上是以猜忌嗜杀而著称的暴君,但是造成建文帝在燃眉之急无将可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重文轻武的习性。
封建统治者认为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古代所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正道出了文武官员的分工和职能。因此,在封建社会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便通过开科举,举孝廉等途径选拔佐弼之臣,而对武将则往往进行压抑,排挤,甚至杀戮。朱元璋便是此类君主的典型。洪武初期,内外形势仍很紧张,诸皇子尚幼、武臣还有用处,随着形势的稳定,诸皇子的日趋成熟,六批武臣被杀。而另通过科举途径招纳儒士,补充官僚机构。《明太祖实录》记载仅洪武十三年底一次便招纳
“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860余人至京”,“授官有差”。
朱元璋还把武将看成是对自己统治的一种威胁力量。
在杀了老一代武将后,更不愿培养新一代武将,以防出现掘墓人。本来,朱元璋统治30余年,完全可以培养出新一代武将,而不至于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洪武朝始终没开武举,却担心武将子弟不习诗书而开武学。
如果把朱元璋杀戮功臣看成建文帝无将可用的唯一原因,那么这些宿将若不被杀,形势又如何呢?经过30度年的岁月,这些老将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了,恐怕自然死亡的也不少,活着的也难以重征沙场了,后来受命于危难之间的长兴侯耿炳文终因老朽而不堪一击,便是明证,所以说建文帝的无将可用是朱元璋杀戮功臣和重文轻武的综合症。
二、建文帝仁柔寡断
建文帝成长在古代社会的“和平”年代,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环境使他成为文弱书生,处理政事也往往仁柔寡断。
朱元璋死后,《国椎》记载：
建文帝藉遣诣令“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燕王时至淮安,建文帝责令其返回,
这不能不说是建文帝的严重失策,如果建文帝允许诸王入京会葬,然后趁机将他们拘禁起来,找个罪名杀了。诸王即使反抗,已成瓮中之鳖,也无济于事,况且除燕王,其他诸王都是庸能之辈,这样,也许一场流血的战争会避免。
《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记载，元年二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
“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于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
齐泰、黄子澄亦上奏建文帝阐明削藩的利害关系,建文帝竟然还顾虑燕王
“罪状无迹,废之无名。”
元年四月,明太祖一周年的祭礼。燕王派三个儿子入京祭祀,以麻痹朝廷,但不久便后悔自己失策,于是便以病为借口召三子回来。齐泰请奏把燕之子拘禁京师,以断燕王羽翼,而黄子澄却妄说:
“不可,疑而备之,殆也,不若遣还。”
就连燕三子的舅父徐辉祖也告诚建文帝勿要养虎为患。而建文帝还是仁慈地放走了燕三子。燕三子到达北平,燕王大喜过望,高兴地说:
“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还燕三子犹如纵虎归山亦使燕王如虎添翼。在靖难之役中,燕世子宇兆平,使燕王无后顾之忧,尤其是朱高煦随父从征，多次救燕王于危难中。在很多战役中朱高煦都立下战功后来,建文帝后悔不听齐泰之言。
战争既起,便意味着双方的水火不相容,而建文帝仍行宋襄公之仁义。《明史・成祖本纪》记载在大将军耿炳文出征之际,告诫他:
“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以致南军与燕王相遇,“仓率相顾愕然,不敢发一矢。”
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总之,由于建文帝优柔寡断,造成了许多策略性失误对战争的失败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文臣的纸上谈兵。
建文帝优柔寡断,无领军之才，而他的智囊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之辈也都是文弱书生,比起当年朱元璋的智囊团刘基、李善长、朱开等人,实乃天壤之别。
建文帝登基后,便将削藩之事托付给齐泰、黄子澄,但就先削强藩,还是先削弱藩,齐、黄产生了分歧,齐泰认为:
“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
而黄子澄则主张先削周王,
“周王,燕之母弟,削周则剪燕手足也。”
结果,按照黄子澄的意见先削除了周王。
其实,齐泰的意见是可行的：燕王虽素以足智多谋著称,论实力并非太强,若先削燕,立即兴师问罪,会使其猝防不及。先削周反倒打草惊蛇,使燕王有所防备。
靖难之役爆发后,南军出师不久便失利,建文帝有些焦虑了,黄子澄满不在乎地说:
“兵家胜败常事,无足虑,今天下全盛,士马精强,兵甲坚利,粮饷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余。区区一隅之地,岂足当天下之力,调兵五十万,四面攻之,众寡不政必成擒”。
建文帝问谁堪此任?黄子澄不假思索地荐举李景隆。但前线很快传来了李景隆失败的消息,黄子澄担心自己会此而承担责任,对败绩隐而不报。建文帝追问战况如何,黄子澄骗建文帝说因天气严寒，待明年开春再战。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次年春天,李景隆再次北伐,连遭失败,损师折将,使南京主力丧失殆尽。《明史·黄子澄传》记载黄子澄亦悔恨：
“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在这危难之际,被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又在做些什么呢?建文帝一即位,便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次年又升为侍讲学士,
“国家大事辄咨之”,“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每天与建文帝讲经论道,更定官制,俨然太平。
建文三年春,继李景隆失败后,盛庸等也失利,建文帝欲罢兵言和,方孝孺建议调辽兵入关围北平,结果,事与愿违,援师败北,。接着,方孝孺又企图离间燕王父子关系。原来,方孝孺的门生林嘉猷曾居燕邸、知道燕世子与其弟高煦、高燧有矛盾,而中官黄俨为燕世子所恶,却受高燧的亲眯。于是方孝孺起草诏书,遣张安送给燕世子。燕世子知道是计,没拆开,便连同张安押送军营,这时黄俨趁机报告燕王，朝廷与世子密通,燕王不信,高煦也在一旁煽动,话音刚落,张安及诏书被押解到。方孝孺的离间计又流产了。
建文四年,燕军长驱南下,直达江北,形势危急,方孝孺建议遣庆城郡主和燕王商议割地议和,但此时的燕王已觉得胜券稳操,根本不予理睬,议和也告失败。方孝孺犹认为“长江天险,可当十万兵”。但陈瑾率水军投降燕王,使方孝孺的梦又破灭了。燕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接着,镇江不战而降,方孝孺企图孤注一掷,坚守南京,却又被李景隆出卖。
四、武将的骄矜庸能。
靖难兵起,南京朝廷因缺乏良将,便命耿炳文统师北伐,但耿炳文无御军之才,初到真定,燕将张玉便
“觇知其军无纪律、有败气,无能为”。
败于滹沱河，后来李景隆前来抵抗。
李景隆本就是富贵人家过惯享乐生活的子弟,对军事不太了解,《明太宗实录》记载他：
“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快不为用。”
元年九月,李景隆至达德州,调各处兵马五十万驻河间。燕王决定亲征,临行告诫世子:“景隆来,坚守毋战也”。并故意弃卢沟桥不守以骄李景隆。李景隆闻知燕王征大宁,果然率师围攻北平,由于号令不严,其部伍虽众,徒困于坚城之下一筹莫展,只得退却。独有瞿能父子率精骑杀入张掖门,而李景隆却派人阻止,于是失去攻城良机。这时燕王攻克大宁,扩充了实力,旋师往救,大败李景隆于郑坎村。
次年春天,李景隆又率师北进,燕王率精骑迎击其先锋平安,直战到夜深方收兵,次日又是一场恶战,燕军乘风纵火,大败南军。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攻德州,李景隆又奔济南。此时,李景隆尚有十余万众,燕军追来,仓促布阵,又遭惨败,在铁铉的坚守下,济南城才得以保住。后来燕军打到南京城下,李景隆又开金川门迎降,可以说建文帝败在李景隆手中。
五、各地守将降燕也削弱了南军的抵抗力。
纵观靖难之战期间,南京官军与燕军作战之际,地方守将很少有配合官军抵抗的,除了沛县知县颜伯玮等几个庸儒抱着君臣大义不屈而死外,大多数将官狐疑观望,态度暖昧,燕军一到,不加抵抗便降。如元年七月,燕军出师通州,指挥房胜以城降,接着,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郑亨“各以城来归”。燕军攻怀来,末忠率部倒戈。《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记载燕军攻克怀柔后,
“山后诸将皆不守,而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往往降附矣”。
燕王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北平地区。
建文四年春,燕军南下,由于燕军在过去三年中频频告捷,各地守将认识到继续为建文帝卖命,前途是暗淡的,不如“弃暗投明”。燕军攻沛县,指挥使王显不战而降。五月燕军到泗州,守将周景初举城而降。接着,杨州,高郎,通州,泰州闻风而降,燕军直逼江岸。朝廷大臣竟多遣使者到燕王军营
“献渡江及入京策者”。
受命往援盛庸守江的陈瑄竟率舟师降燕,燕军顺利地渡过长江。接着,镇江守将童俊率众来降,南京变成一座孤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方孝孺决定固守南京,不料,李景隆和谷王橞开门迎降,燕军进入南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立道傍迎降。
此外,南军的失败也与其素质有关,南兵多为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不适应。再从军事地理方面讲。战争主要在华北平原上进行,远离京师,鞭长莫及,往往造成对前线指挥的失灵。如齐眉山之战,何福在徐辉祖的配合下大败燕军,以致燕军心动摇。而建文帝竟误信传闻,召还徐辉祖守南京。何福孤掌难鸣,旋败于灵壁。
结束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朱元璋杀戮功臣和重文轻武的综合症造成当时的朝局环境，加上建文帝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他处理政事仁柔寡断以及文臣的纸上谈兵、武将的骄矜庸能，各地守将降燕也削弱了南军的抵抗力等客观因素。当然也不能忽略燕王的雄才大略,股肱爪牙之士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等等。决定了靖难之役的最后胜利是属于燕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