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麓山的辛亥英烈墓群中，有一个颇为特殊的墓葬：陈天华、姚宏业墓。这墓属“分冢合葬墓，各有自己的墓冢，但又共处一茔”。这表明，虽然两个墓主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或者相同的人生落幕。陈是新化人，姚是益阳人，两人同在日本留学，都为唤起国人“共讲爱国”而蹈水献身。
毛泽东：“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
1906年5月23日，长沙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个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的湖南汉子。
1905年，陈天华和姚宏业一同在日本留学。同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表“取缔规则”，严厉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取缔规则”颁布次日，8000名留学生群体集齐抗议，关键时刻，中国留学生总会负责人纷纷趁机隐退，不肯担负领导责任。1905年12月18日，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投海自杀身亡，以死来警醒国人。
得知亲密战友陈天华为惊醒国人以身蹈海后，姚宏业决心继承陈天华的遗志回国创办公学兴国。然而办学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求助政府无效，求助绅、商、学界又无效。1906年3月27日，姚宏业愤而投黄浦江自杀，希望以自己的死唤醒国人的觉悟。
他们的灵柩经革命党人黄兴、禹之谟倡议筹办运回长沙。湖南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据辛亥革命元老宁调元回忆：陈天华、姚宏业蹈水后，“越四十七日，余等扶柩，合葬于麓山之阳。”陈、姚爱国之举感动了家乡人民，民间发起为他们公葬。5月23日这天，长沙全城学校师生，不顾清廷政府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出动为陈、姚送葬，人数逾万人，致哀队伍长达十余里。因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中记述回忆当时情景时，称此次是“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
后人评价说：“由禹之谟、宁调元等领导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是一次外争国权、内争民主的伟大爱国壮举，是同盟会成立后国内最早的有影响的学生运动，被誉为‘湖南的五四运动’，在辛亥革命史尤其是湖南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陈天华：敲响“警世钟”，高呼“猛回头”
这场葬礼，人们并不仅仅是给逝者的“面子”，而是出于内心对逝者的尊敬，甚至是崇拜，因为逝者之一的陈天华是革命的鼓动家，试看当时天下凡能看书识字的，又有几人没读过他的《猛回头》、《警世钟》？
陈天华系新化人，母早逝，父亲陈善是乡村塾师。陈天华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曾辍学在乡间做小贩，喜爱小说唱词，常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正是他的这种爱好和特长，奠定了他日后写作《猛回头》、《警世钟》的语言风格。
1903年初，陈天华入省城师范馆。是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
到日本不久，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引发拒俄运动，祖国正处主权沦丧境况，陈天华破手血书寄示湖南各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亦为感动，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于官报，还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使湖南全省拒俄运动士气更加高涨。
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日作书报以警世”。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陈天华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通俗易懂、爽朗上口，很有点“大众普及读物”的味道。如：
“倪若是，现政府，励精图治；保得住，俺汉种，不道凶殃
……
怎奈他，把国事，全然不理；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
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场。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 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 众汉人，拱手降洋……”
次年初，陈天华回到长沙，参与组织华兴会，与黄兴等密谋准备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此时，陈结识孙中山。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陈天华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在书记部工作。
陈天华用自己的生命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几千年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民众——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二是用自己的死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我们民族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诫、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
陈天华也罢，姚宏业也罢，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向国人敲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世钟。
杨毓麟：英伦蹈海
在陈、姚两烈士蹈水5年后的1911年8月5日，英国利物浦海边，一位湖南汉子又义无反顾地跳入汹涌澎湃的波涛中。
他叫杨守仁，原名毓麟，改名守仁，又名笃生，出生于长沙。
杨笃生在英国听到革命屡遭失败，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心里又急又恨，以致旧病复发，头痛浮肿，痛苦难忍，势单力孤，无法报国。便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英数年所积之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革命之费，余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养育之恩。这样安排之后，在大西洋海湾投水自尽。
杨毓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起码在三个方面无法绕开杨毓麟的名字。
（一）革命党的“炸弹专家”
1905年9月发生的“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之前，有这样一个故事：开始，吴樾是准备用手枪行刺的，“杨（毓麟）接过手枪，查看良久，笑道：‘这种东洋货，打狗都打不中，何况去杀人呢？我有更厉害的家伙，比这强百倍，我已带来’。说着，他令随从将门窗关好，自己从提袋中取出一大纸包……杨压低声音严肃地说：‘这是我手制炸弹，可以试一试。’第二天，杨偕吴樾、金猷澍等人出北京郭门，至婆罗山山谷，将炸弹埋于巨石之下，点燃引线，霎时间，一声巨响，声如炸雷，放置炸弹处巨石纷飞。这炸弹果然猛烈异常，吴樾且惊且喜。”原来，早在1903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杨毓麟积极参加。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其主要活动为：练习射击、学造火药、进行革命宣传、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等等。杨毓麟就是“学造火药”最有成就者，与在横滨的梁慕光取得联系，研制炸药10余种。试制过程中，杨毓麟被炸坏一只眼睛。革命党人从此可以自制炸药。
（二）暗杀五大臣的主角
1905年9月发生的“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杨毓麟既是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随员，又是谋刺的主角。
吴樾提出“与其杀铁良不如先杀五大臣”的意见后，其他在场的革命党人一致赞同。但杨毓麟在演示炸弹威力后，考虑到自己所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行者终不免于难，因此，不忍心让吴樾去实施。吴樾却坚定地说：“樾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所以宁愿牺牲一己肉体，翦除这些考求宪政之五大臣。”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
为安全计，革命党先派金猷澍到奉天去购买有电动开关的炸弹。但一无所获，只得返回上海。
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遂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随从，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实施计划。不料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遇难。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在此之前，杨毓麟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这一爆炸事件发生后，清廷并未怀疑到杨毓麟，所以他仍得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
（三）以《新湖南》而出名
其实，杨毓麟是以一份报纸、一本书出名的。书名《新湖南》，内容是鼓吹湘省独立，被史家评价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署名“湖南之湖南人”。一份报纸，就是《游学译编》，那是杨毓麟与留日学生创办的，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毓麟在戊戌变法时期担任过《湘学报》时务栏的编撰，并被湖南时务学堂聘为教习。1902年春留学日本。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继《警钟日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重要言论机关。该报文字“以沉郁委婉见长”，“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杨毓麟为该报总主笔，他撰写的社论和小品文，揭露和鞭挞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遗余力。文章生动活泼，幽默滑稽，抒发真挚感情，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该报创刊不久，因邻居失火，殃及报社，杨毓麟仓促中从三楼攀缘电杆而下，才得以脱险。
凭吊诗：“未忍生还入国门”
1908年春，杨毓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第二年冬天，蒯光典因故罢归，杨毓麟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学英文及数学等科，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特约通讯员，为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各党派的活动情况。
1909年8月至10月，孙中山流亡伦敦期间，杨毓麟曾向孙中山建议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中山表示赞成，并致函当时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嘱其与杨毓麟“共同担任之”。
虽然身在国外，但杨毓麟对国内的革命进展是十分关注的。但是国内传来的都是革命失败的消息，特别是1910年3月，汪兆铭、黄树中等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失败。此举不仅让汪等入狱，也暴露了武器的来路——炸弹里边的炸药竟出自苏格兰。清廷警方顺藤摸瓜——这是由杨毓麟从英国购买而来。1911年4月间，黄兴发动的广州起义又以失败告终。
杨毓麟悲愤已极，蹈海身亡。
杨蹈海后，人们将其遗体打捞上来，旅居利物浦的华侨于次日召开追悼大会，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
一段时间后，墓前树起了纪念碑，上面用中文写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纪念碑上的一块用花岗岩制成的碑石上，用英文写着：“中国烈士杨守仁，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死时40岁。1911年8月5日。”老同盟会员古直，写了一首吊杨毓麟诗，刻画了杨蹈海的心理：
曾把心香爇到君， 亡秦三户识雄文。
洞庭秋色连天暮， 沧海哀涛匝地闻。
含口岂忘精卫恨， 怀沙空怅楚江云。
故山何处堪埋骨？ 未忍生还入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