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财政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长安及关中地区，每年的缺粮都在百万石以上，以至于长安的米价飙升，时有一斗米一斗钱之说。
甚至而言，后来还出现了“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的局面，连皇宫都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百姓就更是无米下锅，这急得当时的唐代宗坐立不安，不得不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漕运上，希望能够从江南调粮来解燃眉之急。
问题是，当时的漕运环境远非昔日，一方面安史之乱导致大运河长期失修，许多河道淤积，无法行船；另一方面，漕运路线沿途布满了藩镇军阀，这让帝国根本无力调到漕运所需要的庞大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当时帝国的国库，也无力负担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虽然对漕运进行过几次改革，但结果都是无疾而终，等到唐代宗上台后，长安的粮食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下，唐代宗就任命刘晏负责整顿漕运，由此也拉开了刘晏漕运改革的序幕。
刘晏是何许人也？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自幼才华横溢，七岁时就被人称为神童。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说的正是这位唐朝的刘晏。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途径刘晏的家乡，刘晏的父亲认为机会来了，便拜托当地官员把儿子以神童的身份，作为地方特产之一，推荐给皇帝，还特意附上了一篇刘晏写的歌功颂德的文章，名叫《颂》。
唐玄宗看过刘晏的文章后，立马被他的才华所惊艳，于是他让宰相张说出题考校，结果刘晏对答如流，唐玄宗很是佩服，当场就给了他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官做。所谓秘书省正字，简单理解就是给皇帝做秘书的编辑，专门校对文字，属于正九品下的正官。
当时的刘晏，才年仅八岁而已，就成为大唐帝国的正式官员，由此他也成为当时大唐年龄最小的官员。甚至而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刘晏的这份经历，大约也是独一份的。
随着八岁的刘晏到京城当官，他的全家也跟着沾光，不仅举家陪同刘晏进京，他的父亲还因此当了京城附近一个县的县丞。同时，因为刘晏的这份传奇经历，他的故事还得以写入《三字经》中，由此刘晏也成为此后千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少年时的偶像。
不过，令人意外的，作为年少成名的神童，刘晏长大后却似乎并不太爱写文章，以至于整个全唐文，只留有刘晏的两篇早期文章，《全唐诗》中也只收录有他的两首诗，而且他的文章和诗还都不太被大众所熟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唐代这样一个诗文发达的时代，刘晏就留下这点作品，实在有点可惜。但从另一方面说，刘晏没有一门心思专研诗文，又实在是大唐的一大幸事。因为，它让大唐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
漕运的发展历史
公元763年，在历经半生官宦沉浮之后，47岁的刘晏被唐代宗任命为河南、江淮等地的转运使，这个职位的主要责任，简单点说就是负责把江南地区的粮食物资运送到帝国的都城。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宗这是把整顿漕运的重担，放到了刘晏的肩上。那么，刘晏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吗？
在正式介绍刘晏的漕运改革之前，为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这里先给大家简单说下漕运的发展历史。
1.什么是漕运？
漕运的起源很早，但直到西汉才逐渐制度化，当时主要是指将关东的粮食漕转到都城长安。
大家知道，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一直以来都是帝王之基，足以养活大量的人口和军队。问题是，关中的耕地面积毕竟有限，所谓八百里秦川，通常也就够养活这八百里的人，一旦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权，它就还需要面对统治全国所需要的军队和官员。
在这种背景下，关中所能生产的物资，显然是不足的，必须从外面调。而当时关中要想从外面调物资，通常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四川，一个是关东。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论平原的面积，耕地的肥沃，更胜关中，所以它一直都是关中的重要后方基地。但四川的问题在于，路太难走了，需要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这也就导致四川更适合提供易于运输、且单价较高的物资供应，比如大名鼎鼎的蜀锦，至于粮食这类单价低、易消耗的物品，它显然不太合适，因为其花费的成本太高。
所以，关中的物资运输，尤其是粮食运输，通常就只有通过渭河、黄河，从富饶的关东地区，运往关中，这条道的优势在于，它主要以水运为主，而水道主要靠船，不仅省力许多，而且装的也多，不像牛拉马拽人背，就能拉那么点货，一路上都不够自己吃。
因此，在西汉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漕运主要就是指通过黄河、渭河向长安运送粮食物资。但等到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大运河的开通，漕运实际上又主要指通过大运河从江南向长安和洛阳附近运输粮食。
2.漕运的主要路线
在唐朝时，漕运的主要起点，是在扬州。通常情况下，来自江南的粮食税收，由政府收集后，全部运送到长江边扬州的扬子，开始漕运的路程。漕运从扬子启航，经过十多里的连通渠到十多里外的斗门，正式进入大运河。
接着，漕船在大运河上运行300里后到江苏淮安，然后进入淮河，溯淮河西上200里，经过淮阴到徐州，再在徐州经过泗水进入汴河。汴河的源头在开封，通过大运河与黄河连通，连通的地点在汴口，大体在现在的虎牢、汜水关附近。所以，等到槽船进入汴河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河北上，一直到黄河，路程一共1000里左右。
等到进入黄河以后，西上约200里就到了洛阳，整个流程大约1700多里。这段路程全程走的水运，虽然大都是溯流而上，要耗点人力，但整个路线基本都是风平浪静，比较便于运输的，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水位。
比如，中间的汴河只是一条小河，枯水期水位浅，无法行船，必须要等到夏天水流充沛时才能通行。还有，在进入虎牢一带时，这里的水流非常湍急，要从这里逆行进入黄河，碰到涨水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能等待水位下降后能通行。
也正因为此，到从扬州到洛阳的漕运，中间通常要停运多次，粮食需要在中途从船上卸下来，临时存储到转运仓库中，等到可以开船时，再从仓库里搬到船上，一路上最大的损耗，也来自于此。据估算，在沿途多次上船下船的搬运过程中，大概要损失20%的粮食。
等到了洛阳，从路程上来说，已经走了超过三分之二，但实际上，万里长征只能算是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漕运真正的难点，就在洛阳向长安运输的这段路程，而其中的最大痛点，就在陕郡。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做“中流砥柱”，它最初形容的就是陕郡黄河段的砥柱山，这是黄河中间的一块巨大岩石，这块巨大的岩石使得本来就湍急的河水，在这里被分流后更加残暴，巨大的水流漩涡到处都是。
所以，船只要通过“中流砥柱”，就必须要纤夫拉纤，可是这么急的河水，到处都是暗礁和漩涡，稍有不慎，经常连船带纤夫全部被水冲走。这一段的黄河有多艰险呢？据统计，在帝国前期，通过漕运运输粮食，能够顺利到达长安的，十不足一二，也就相当于有将近三分之二多的船只和粮食，沉没在“中流砥柱”的滚滚黄河之中，由此可见这其中的损耗率有多大。
3.唐朝的两次漕运改革
在唐玄宗时期，由于长安人口的快速扩张，尤其是吃财政饭的皇室、官员、禁军、太监、宫女，以及庞大的办公人员，几乎高达二十多万。面对这么多吃财政饭的人员，长安每年所需要消耗的粮食是越来越多，这也让漕运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当时帝国漕运的损耗率实在太大，想要成功运送100万石粮食到长安，至少需要在江南征收近500万石的粮食，这显然会给江南百姓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就只能想方设法降低漕运的损耗率。于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开始了第一轮的漕运改革。
第一轮漕运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改造陕郡黄河段的“中流砥柱”。因为，在漕运过程中，有近三分之二多的粮食都是在这里沉没，也就是说，漕运的一大半成本，都是来自于这里。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官员们就决定不再走中流砥柱这段路。换而言之，既然从黄河走水路，必须要经过中流砥柱，那我们就干脆换陆路走。等到粮食运到洛阳之后，先选择用牛车走陆路，等到过了中流砥柱到达陕郡太原仓时，再在这里重新上船运往长安。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粮食的损耗率自然下降了许多，但陆路相比于水路，最大的缺点是运输需要的大量的人力畜力，这样又会导致新的成本。当时，漕运走的这条陆路是一条近300里的崎岖山路，中间至少需要用六千多辆牛车，成本可想而知。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漕运改革还算是成功，因为它让漕运的成本下降了近一半。据统计，在漕运改革后，江南地区每年向长安输送的粮食，可以达到80—100万石，基本能够满足当时长安的粮食需求。
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帝国都城的人口继续膨胀，尤其是新招募了12万禁军后，长安对粮食的需求继续高涨，于是帝国又开始进行第二次漕运改革，希望能够继续节省成本，增加运输量。
这一次漕运改革的重点，主要就是那三百里山路，因为这段路所多花的成本太大。本来，中流砥柱这段水路总共就几里，但因为只有洛阳和陕郡太原仓一带，有地方作码头，可以停船卸运粮食，这也就导致一旦走陆路，就必须在洛阳下船，然后走到陕郡太原仓上船，这样就需要走近三百里的山路。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的官员们就在中流砥柱附近修建了多个转运仓库，这样就不用非要在洛阳下船，然后在陕郡太原仓上船，而是可以直到中流砥柱附近再下船，这样就只需要走12里的山路，就可以绕过中流砥柱，然后再次上船。
当然，修建转运仓库看似很简单，但却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不过好在当时大唐正值开元盛世，国库充盈，财大气粗，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圆满地得到解决。最后，经过这一轮漕运改革后，帝国终于每年可以向都城，最多运送高达200万石的粮食，总算暂时解决了长安的粮食问题。
4.安史之乱后的漕运状况
等到安史之乱后，由于整个北方的经济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江南就更成为帝国最重要的物资来源之地，问题是，当时帝国的漕运早已因为战乱而中断，江南的粮食根本无法顺利通过漕运运往长安。在这种背景下，从唐肃宗开始，帝国各届领导班子，都在绞尽脑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江南的物资调到长安。
最初，帝国决定改变漕运的路线，让漕船改走“长江——汉江线”到达汉中，然后再从汉中走艰难蜀道进入都城长安。问题是，这条道路的总长度，要比漕运长了整整一倍多，而且还包含艰难的陆路，以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其所花费的成本，远远超过粮食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完全是得不偿失。
后来，帝国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从江南收上来的税全部折换成钱，而且是最轻的钱——绢帛。大家知道绢帛的体重非常轻，而且还便于运输，这样运送绢帛到长安，自然就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
问题是，在关中缺粮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即便收到这么的绢帛，也无法把它兑换成粮食，大家拿着这些绢帛，依然没有饭吃。甚至因为大量的钱涌入长安，反而造成长安的物价疯狂上涨，进一步加重了危机。最后，帝国的高层们想来想去，都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原来的漕运，于是唐代宗便调令刘晏前去负责此事。
刘晏的漕运改革
1.漕运改革所面临的困难
在当时的背景下，想恢复原来的漕运，又谈何容易呢？要知道在唐玄宗时期，帝国那么强大，那么富裕，但因为这个漕运，还是整得天下骚然，民不堪命，更不用说现在的大唐帝国，民众又如何能承担得起！除此之外，想恢复原来的漕运，还必须面临四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因为常年的战争，昔日繁华的洛阳早已经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据记载，从陕郡东下，直到郑州，中间五百里的洛阳繁华圣地，总户口已不满千，而且沿途走过，真是百里无人烟。要知道，漕运最艰难的一段，就是要从洛阳东边的汴口开始，想办法通过陕郡的中流砥柱，没有中间洛阳丰富的人力支撑，靠谁来运粮食呢？
其次，就是漕运沿线的各大运河渠道年久失修，尤其是最长最重要的汴渠，它是连通黄河到汴河的关键渠道，以前这条渠道每年都需要疏通，但后来因为战乱，渠道已经有近十年没有疏通，早已经被泥土淤塞，根本无法通行。
第三，因为洛阳一带早已经没有人烟，自然也就没有以往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军队，但这一带又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四方盗贼很容易赶到。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漕运的船队到达这里，恐怕还没到中流砥柱，就被到处赶来的盗贼给哄抢一空。
第四，漕运所经过的许多地方，都已经成为藩镇军阀的地盘，这些人平时天天跟帝国中央嚷嚷着粮食不够，钱不够的，中央都拿他们没办法。现在漕运的船队一旦上来，他们肯定会中途截留，即便是皇帝，也是拿这些军阀们肯定是一点辙也没有。
2.刘晏改革漕运的方案
虽然面临的困难很多，但刘晏的态度却很坚决，那就是必须要恢复漕运，而且不但要恢复漕运，还不能再花民间百姓一分钱！
客观来说，刘晏这个理想是非常美好的，但实现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不知道后来的结果，很多人肯定会认为刘晏这完全是吹牛不打草稿。但刘晏却是胸有成足，他在实地考察完三千里漕运山河后，很快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转“民运”为“官运”。
在这之前的漕运，大都是以“民运”为主，比如唐玄宗时期，负责运送粮食的人员，都是政府强行征集的壮丁。我们知道，唐朝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其中就包括每人每年二十天的“义务劳动”，所以这些被征集来运送粮食的壮丁，通常都是河边州县的百姓，他们自己出船，过来领粮食，领任务，然后各自将自己领到的粮食送到政府规定的地点。
对于这种漕运模式，刘晏觉得太粗放，他认为，漕运的队伍，应该由职业队伍来做，而不是交给拉壮丁的兼职人员，这样看上去省钱省事，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以刘晏专门成立了一支漕运队伍，来负责整个漕运运输工作，其人数大约将近一万，这支队伍被纳入军队编制，叫做漕卒。
有了这样一支职业化的队伍后，原先那四大棘手的问题，也就变得迎刃而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近万人职业队伍，洛阳地区有没有百姓，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至于四方的盗贼，也不敢轻易跑来打粮食的主意，就是沿路的军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中央用武力对峙。
至于沿路需要每年疏通打理的渠道，也可以纳入到这支队伍的工作考核中，毕竟这支队伍又不需要一年365年都运粮食，所以他们闲余时，就可以去疏通淤塞的渠道。
3.如何降低损耗，节省成本？
虽然，创建漕卒这样一支职业化的运输队伍，让帝国漕运的恢复变得可能，问题是，组织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来专门负责漕运，也就意味着漕运的成本又增加了一项。因为，帝国需要给他们支付丰厚的报酬。要知道，原先的“民运”，大都是无偿的。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高层们自然会考虑一件事，那就是这样做划算吗？因为，通过漕运运送粮食到长安，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损耗，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这个需要持续不断支付的人力成本，最终这帐算下来，能划算吗？
所以，对于刘晏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降低损耗？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晏只有把损耗降低到足以抵消帝国支付给漕卒的人力成本时，他的改革才能真正算得上是成功。否则，那就是得不偿失。对此，刘晏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办法。
前面说过，漕运过程中最大的损耗有两块：一是在运往洛阳的过程中，需要多次上船下船的搬运粮食，这个过程会造成近20%的粮食损失；二是中流砥柱这一段，走水路要损失近三分之二的粮食，走陆路需要另外再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把所有的米全部用麻布袋装好捆好后再运送，这样就解决了以往途中的巨大损耗。因为之前的米全都是散装着运输，遇上风雨进水会被水流大风刮走一部分，卸货装货时，不可能把米刮干净，总会要散落不少，现在袋装后，几乎可以把这一块的损耗基本降到零。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米装袋，这完全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傻瓜办法，相信一个有点经验的普通人随随便便都能想到，可问题是，直到千年以后的民国，在《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我们看到民众运粮仍然是散装，为什么会出现这枝情况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实现所有米都能袋装，前提是能够集中人力和统一调度。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以前民运的方式，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取自己的任务，所有花费还都是由自己来承担，哪又有谁会特意用麻袋来一个个装好捆好后再运输呢？
但是，等到刘晏将漕运从民运改成官运后，就可以由政府统一提供大量的麻袋，然后再集中所有的漕卒先把粮食全部装好捆好，然后再进行统一装船后运输。通过这样一番统一的标准化流程管理，自然就可以轻易完成散装米装袋的目标。
接着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这个就比较困难了，之前唐玄宗时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走12里的山路来绕过“中流砥柱”这段黄河，然后再重新装运和运输。问题是，运送几十上百万石的粮食走山路，这需要大量的牛马推车，还有大量的人力才行，凭这区区一万的漕卒，显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如果继续采用这种模式，也意味着无法降低运送粮食的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刘晏决定硬闯“中流砥柱”这段河水湍急如瀑的黄河。不过，刘晏虽然是硬闯，但与之前别人赔了船只又折兵的情况不同，他的硬闯不仅一举冲破了“中流砥柱”，而且损失还几乎为零，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刘晏的船队。刘晏之前的船队，大都是百姓们自己提供的，所以这些船只大小不一、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它们在运输过程中也是杂乱无章，快的快，慢的慢，船上的人和岸上的纤夫，也是多的多、少的少，所以在经过“中流砥柱”这段黄河时，自然很难冲过去。
反观刘晏的船队，他是根据运河淮河、汴河、黄河以及渭河等四段水路不同的水位特点，分别打造的标准船只，每艘都是吃重一千石粮食的大船，每艘船固定三十五船工。
并且，在过“中流砥柱”这段黄河时，刘晏以十艘船为一纲，把十艘船绑到一块，十艘十艘地过。每十艘船，标配五十个撑蒿的船工，掌握方向，稳住船体；岸上则标配三百个纤夫，所有的纤绳统一制造，保证质量；纤绳绑船的位置，挽船队伍的阵型、间距全部标准化，在统一的号子下，同时发力，一鼓作气。
终于，中流砥柱的滚滚黄河，再也无法击垮漕运队伍的船只，一船船大米，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冲破了这穿越亿万年的天险。而且，经过几番来回的操作之后，漕运队伍也变得是轻车熟路，成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运输队伍。
至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漕运的船队向都城进军，整个运输过程也终于不再需要走耗费巨大的陆路，全程水运就能将各色物资，源源不断地从遥远的江南，输送到帝国的都城。
结束
刘晏的漕运改革，让帝国每年可以获得定额110万石的精米，其中40万石送到长安，70万石送到洛阳。帝国每年还可以获得1000多万斤来自江南的税收，包括几百万匹绢帛和数以亿计的钱物矿产等物资，这一大笔粮食和钱物，对于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至于唐代宗都夸赞刘晏：“卿，朕酂侯也”。酂侯，即萧何也。
并且，在改革结束后，刘晏还当面为皇帝和宰相算了一笔账，他改革之后的漕运，相比于唐玄宗时期的漕运，运输时间由9个月缩短到40天；每石粮食的运输成本，由约五匹半绢（唐帝国一直是以绢作为主流货币）下降到约0.3匹绢，整整降低了近15倍！
更重要的是，刘晏漕运的成本，数字上的节省并不能全部展示其作用，因为它还隐藏着对民间劳力财富的巨大保护，它不需要再消耗民间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对于刘晏的漕运改革，史书特意用了这样13个字来评价：“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有。”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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