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入京迅速，出京更迅速
自大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开始，北京城就一直是大明王朝的首都。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兵东征北京，由于沿途降者如云，大同、居庸关等重镇险地均兵不血刃南下，仅仅两个月李自成就兵临北京城下，不久在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接应下，李自成顺利进驻北京城，崇祯帝吊死在景山之上，大明王朝宣布灭亡。
但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城后，军纪涣散，各级将领打着“追赃助饷”的旗号肆意搜刮，很多士大夫甚至普通乡绅都遭受勒索，全城大乱。据《明季北略》记载，“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由于得不到全城官民百姓的支持，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丝毫不敢在北京城迟疑，紧急率残部向老巢陕西撤退。
多尔衮严禁八旗兵扰民，全力搜剿溃兵土寇
多尔衮率领清军随李自成之后进入北京城，一方面“下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概不许入，百姓安堵，秋毫无犯”。为此，着力整肃京畿守备，完善官员配备，并精选部队负责把守内外城门，特设京城巡捕南北营参将2员、把总10员、巡兵2千名，由兵部主事1员进行专管，严防散兵游勇入城。
另一方面安抚京城及周边地区百姓，“尔等但备办粮草，赍送军前，此外秋毫不扰。城市村庄人民各照常安居贸易，毋得惊惶。”同时，对违令扰民者严加惩处，以震慑劫掠成性的八旗兵勇。正黄旗尼雅翰牛录下三人屠民家犬，犬主拒之，被射。多尔衮毫无偏袒，下令斩射者，余各鞭一百、贯耳鼻。
在全力约束八旗兵勇，杜绝其在京畿生事的同时，多尔衮对逃散的李自成大顺军残部绝不手软。由于撤退仓促，李自成从北京撤退时，仅带走了3万余部队，大批溃兵散落于北京周边地区，各处土匪草寇也趁机作乱。为此，多尔衮派出固山额真谭泰、巴颜、石廷柱、李国翰、刘之源等率领满汉八旗精锐，四处进行清剿，最短时间内扫平各处。
及时调整政策，收回剃发令
为了稳定局势，多尔衮随时注意调整政策。按照满清政权在关外的经验，以剃发易服作为“以别顺逆”的标志。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多尔衮亲自下令：“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有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五月十一日，再次下令：“谕到，俱即薙发，改行安业，毋估前非，傥有故违，即行诛剿。”
但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安忍弃之”的京城官民百姓而言，多尔衮的剃发令自然引起了激烈反应，京畿各地多处出现反叛。见此情况，多尔衮很快收回剃发令，以安定民心。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日:“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短短数月之间，多尔衮的诸多举措，有效稳定了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形势，为清政权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统治，迎接顺治帝移驾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