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同时也将张学良推向风口浪尖的位置。张学良的父亲同是一个极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尽管西安事变之后，因为被囚禁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关于张学良 的争议外界一直在沸腾。特别是对于张学良是否后悔?
《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1956年11月，张学良出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撰写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后经蒋经国删改，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后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杂志上刊出，曾闹出过很大的风波。在这份带有“检讨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张学良称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误国害民”之事。
张学良在材料中认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张氏认为自己“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因此，其不愿打内战，想联合抗日：
“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
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张氏不愿内战痛恨日军这一点对其进行爱国宣传：“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
进而，张学良表示自己错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导致西安事变爆发：“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
《杂忆随感漫录》：“中共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
就在张学良写完《西安事变反省录》 几个月后的1957年4月，他又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出了《杂忆随感漫录》，对西安事变做进一步反省，在这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说：
“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今日证实总裁高深远见，别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 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之宇校补)
可以说，这份材料中张学良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敌意，并将蒋介石所说西安事变使“容共政策，使中共坐大”，终致“大陆沦陷”归罪与己，张学良说：“蒋先生是说对了，我见识真不如他”。
接下来的1958年，张学良又写了《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可以说，这应该是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西安事变表现出悔意，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时，张学良再也没对西安事变发表过看法。
1989年张学良前妻于凤至临终回忆：张学良后悔送蒋介石到南京
1989年，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凤至在辞世之前写了一份回忆录，披露“卢沟桥事变”后张学良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拒绝，曾对送蒋回南京心生悔意：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窦应泰《张学良和发妻于凤至对西安事变的不同解读》，《党史博览》2011 年第2 期)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第一次表示出悔意，也是最后一次。
对于西安事变：坚持自己没错，但承认方法欠妥
除了上述材料之外，从张学良遗留的大量文章、日记、回忆录和采访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对于西安事变，张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尽管在某些场合他承认扣押蒋介石方法欠妥。
1、张学良被软禁在大陆时就坚持自己没错
1936年12月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后被押上军事法庭受审时，就只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文集》(2)，页1111)。
1947年，张在凤凰山幽居期间，对前来探望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
2、赴台被解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多个场合说自己不后悔
上文提到，在台监禁期间张曾写过几份忏悔材料，但由于是遵照蒋介石旨意所写，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非其真意。
而在张学良1980年代末恢复自由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坚称自己没错：
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94)
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P1142)
可以说，张学良在可以自由发言时从来没有承认过西安事变有错，也根本没有表示过后悔。
3、他承认自己“以下犯上”不对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唐德刚说，他承认西安事变中自己作为部下“以下犯上”是不对的，应该被枪毙：“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吶，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也就是说，张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确违反了军法，应该接受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