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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后婉容的情人是谁?婉容皇后都和谁发生过关系?

末代皇后婉容的情人是谁?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溥仪对末代皇后婉容如此愤激,自然是不承认婉容的孩子是他的,既然如此,在那戒备森严的皇宫里,婉容的婚外情人又是谁?

婉容,郭布罗氏,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女人。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自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注定走向一条不归路。

1924年底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帝的尊号也成为了中国的历史。他带着婉容、文绣住进了天津静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溥仪背着婉容,独自一人从天津逃至长春。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

1932年3月1日,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同时婉容的行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1932年3月9日下午三点,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25分钟后,典礼大厅中的人又跟溥仪来到院子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是半小时的庆祝宴会。这时候,婉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表现得有些漠然。

这一天,改变了溥仪的身份,也改变了婉容的命运。婉容溥仪住在伪皇宫被溥仪取名的缉熙楼。婉容住在缉熙楼二楼东侧,共有三个房间为卧室,婉容始终住在前间。住进伪皇宫不久,一件小事立即被婉容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精致的鸟笼,从此失去了自由。溥仪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结果有一次,他带着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从执政府出来,坐车到了西花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胜利公园,想要像一般的家庭成员那样玩一玩,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司令知道了,然后就派出大批宪兵把公园团团围住,最后直到溥仪回到执政府内,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从此,被困在金丝笼中的婉容,每天就以鸦片来打发时间,而且烟瘾越来越大。据随侍李国才回忆,婉容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床上抽鸦片,房内烟雾缭绕。婉容每月的消费是15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度增加至三千元。这些钱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同时她还让仆人大量收集时装和电影杂志。

但是,婉容还没有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梦想,她试图逃出日本人的控制,希望重新获得自由,在帮助溥仪逃离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件”之后,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2年5月,国际联盟组成了一个由五名委员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在满洲国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曾经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

恰好这时候,婉容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随调查团来到东北。除了日本人、溥仪的亲戚、伪皇宫里的侍从、太监及老妈子外,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的婉容,立即意识到顾维钧的到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5月的一天中午,婉容派伪满洲国伪皇宫内务府的一名亲信,他化装成古董商人,去大连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所住旅馆,要求见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求帮助伪满洲国执政的夫人婉容逃离东北。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11月14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这名内务府亲信因早年与顾维钧的侍从相识,并通过这位侍从与顾维钧见了面。来者向顾维钧转述了婉容的话,说婉容因为觉得生活过得很悲惨,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告密,希望顾维钧帮助她逃离长春。

顾维钧告诉来者,他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他在满洲只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叙:“我告诉来者,自己的处境不能替婉容做什么事,因为自己在国际联盟满洲国事件调查团只是中国顾问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婉容。”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

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

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也就只能在伪皇宫这座豪华监狱里呆下去,自然这日子越来越不顺心。婉容溥仪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文绣的离婚,对溥仪来说使他大失脸面,因为这件事,溥仪婉容产生了许多怨恨,也越来越和婉容疏远,婉容便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她嗜毒成瘾,选择了自我毁灭,竭尽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仪的事情。在伪皇宫则专门设了一个吸烟间。每天除了读书写字绘画,就是吸鸦片。每次左吸四口右吸四口,每口一个烟泡,每天二两鸦片,天天就这么吸着。吸着毒。那个像祖父一样内向敏感诗人气质的婉容,那个多才多艺可悲又可爱的婉容,她就这么的把自己撕碎了,溥仪对此也怨声载道。然而,关于婉容有了婚外情的传言,彻底将婉容推向了地狱。

当今,许多影视作品把所婉容的婚外恋情演绎得绘声绘色,到底当年是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呢?溥仪在听到这件事情有什么反映呢?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只知道她后来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并不知道还有了我不能容忍的行为。”

溥仪所指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婉容又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其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最后还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关于婉容婚外情的事,传扬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传奇故事。然而,直到现在都有人跳出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要还末代皇后的一个清白。

那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那“不能容忍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而那些对婉容有婚外情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一位曾是伪皇宫护卫的人对禁卫森严的皇宫,进行描述表明皇后婉容与他人私通绝对不可能。原因有三:

一、伪皇宫设内厅和外厅,婉容居内厅,内外厅的唯一通道是中和门,设有奏事官和随侍引导,外庭的人休想跨入中和门一步。

二、婉容溥仪分住缉熙楼的东西两侧,中间由屏风隔开。无论是随侍还是勤务人员,只能在西侧服务,不能超越屏风。两侧的太监、宫女禁止来往对话。

三、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夜间由太监和宫女陪寝,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

鉴于以上三点,一部分人的结论是:私通丑闻,纯属杜撰。但是,溥仪婉容与他人私通之事,却深信不疑。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溥仪在日本人的导演下称帝,年号康德。这位康德皇帝登基不久,马上惩治了两位他曾经非常宠信的随侍,原因就是怀疑与皇后婉容私通。这两个人中,一个叫李体玉,还在紫禁城时就是溥仪的随侍,后来又跟溥仪到天津、旅顺、长春。经常与溥仪婉容打网球,当时是20多岁的小伙子,比婉容小五六岁。溥仪婉容之间的卧室只隔一道屏风,而且婉容的饮食行止,也完全与外界隔绝,最关键的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溥仪的疑心越来越重,这些细节都是溥仪的随侍李国雄晚年回忆而来的。

1987年,李国雄接受采访时说:“溥仪有一次发现他的另一个随侍李体玉,嘴唇上有一些红印,就问他你怎么还抹口红啊?李体玉当时楞了一下,马上就说是我这几天嘴唇有些发白,就染了一些口红,这样的话,万岁爷看了就顺眼吧!”

李体玉的回答让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一时把溥仪应付过去。从此,李体玉公开涂口红,以示他人不生怀疑。但是,紧接着的一件事情,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行为。

伪满洲国宫廷里有一个制度叫坐更。就是溥仪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随侍,也睡在宫里挨着溥仪卧室的药房地铺上。那一天轮到李体玉陪侍,正巧这天溥仪身体有点不舒服,自己到药房想找点药吃,一看李体玉的铺盖在那儿,不见李体玉,正找不到时,李体玉急匆匆地上来了,裤子还没有系好。这时,溥仪怀疑了。溥仪问他你三更半夜去哪了,李体玉吱吱唔唔说不出来,溥仪生气了,叫人审问。一边打一边问,他始终不说。

李体玉不招供,溥仪断定这里面有奸情,并叫人轮番审问,最后实在扛不住了的李体玉招供了。李体玉招供确实和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这位女子是伪皇宫里某位侍卫官的妻子,并不是婉容。因为侍卫官的妻子经常会入宫陪伴婉容,有时候就留宿不退,于是就有了今夜之事。

对于李体玉的招供是否属实,溥仪是否继续调查,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溥仪的一心并没有因为李体玉的招供而削减,他还是派了四人监视李体玉,其中一人就是亲信李国雄。

私通丑闻激怒溥仪婉容皇后身陷绝境。几十年前的伪满洲皇宫故事是真是假,末代皇后婉容的生死命运又将如何呢?

经过这宫廷变故之后,李体玉已经深信溥仪在怀疑自己与婉容私通,他便加倍解释,溥仪派去监视李体玉的人又没有抓到李体玉的任何证据,而婉容怀孕的事实又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有着明确纪录:“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溥仪的族侄爱新觉罗·毓x说:“溥仪只有把这事全给压下去,第一个是不让日本人知道,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事,那日本人再掺合进去,他怎么办?如果日本人提出一些条件说,那皇后出了什么什么事了,应该把皇后废掉,你说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过去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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