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的情人是谁?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溥仪对末代皇后婉容如此愤激，自然是不承认婉容的孩子是他的，既然如此，在那戒备森严的皇宫里，婉容的婚外情人又是谁?
婉容，郭布罗氏，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女人。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自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注定走向一条不归路。
1924年底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帝的尊号也成为了中国的历史。他带着婉容、文绣住进了天津静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溥仪背着婉容，独自一人从天津逃至长春。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
1932年3月1日，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他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同时婉容的行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1932年3月9日下午三点，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皇帝的就职典礼正式举行。25分钟后，典礼大厅中的人又跟溥仪来到院子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是半小时的庆祝宴会。这时候，婉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表现得有些漠然。
这一天，改变了溥仪的身份，也改变了婉容的命运。婉容和溥仪住在伪皇宫被溥仪取名的缉熙楼。婉容住在缉熙楼二楼东侧，共有三个房间为卧室，婉容始终住在前间。住进伪皇宫不久，一件小事立即被婉容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精致的鸟笼，从此失去了自由。溥仪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结果有一次，他带着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从执政府出来，坐车到了西花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胜利公园，想要像一般的家庭成员那样玩一玩，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司令知道了，然后就派出大批宪兵把公园团团围住，最后直到溥仪回到执政府内，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从此，被困在金丝笼中的婉容，每天就以鸦片来打发时间，而且烟瘾越来越大。据随侍李国才回忆，婉容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床上抽鸦片，房内烟雾缭绕。婉容每月的消费是15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度增加至三千元。这些钱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同时她还让仆人大量收集时装和电影杂志。
但是，婉容还没有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梦想，她试图逃出日本人的控制，希望重新获得自由，在帮助溥仪逃离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件”之后，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2年5月，国际联盟组成了一个由五名委员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在满洲国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曾经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
恰好这时候，婉容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随调查团来到东北。除了日本人、溥仪的亲戚、伪皇宫里的侍从、太监及老妈子外，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的婉容，立即意识到顾维钧的到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5月的一天中午，婉容派伪满洲国伪皇宫内务府的一名亲信，他化装成古董商人，去大连国际联盟满洲调查团所住旅馆，要求见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求帮助伪满洲国执政的夫人婉容逃离东北。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72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1985年11月14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的600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这名内务府亲信因早年与顾维钧的侍从相识，并通过这位侍从与顾维钧见了面。来者向顾维钧转述了婉容的话，说婉容因为觉得生活过得很悲惨，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告密，希望顾维钧帮助她逃离长春。
顾维钧告诉来者，他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他在满洲只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叙：“我告诉来者，自己的处境不能替婉容做什么事，因为自己在国际联盟满洲国事件调查团只是中国顾问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婉容。”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
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
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也就只能在伪皇宫这座豪华监狱里呆下去，自然这日子越来越不顺心。婉容与溥仪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文绣的离婚，对溥仪来说使他大失脸面，因为这件事，溥仪对婉容产生了许多怨恨，也越来越和婉容疏远，婉容便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她嗜毒成瘾，选择了自我毁灭，竭尽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仪的事情。在伪皇宫则专门设了一个吸烟间。每天除了读书写字绘画，就是吸鸦片。每次左吸四口右吸四口，每口一个烟泡，每天二两鸦片，天天就这么吸着。吸着毒。那个像祖父一样内向敏感诗人气质的婉容，那个多才多艺可悲又可爱的婉容，她就这么的把自己撕碎了，溥仪对此也怨声载道。然而，关于婉容有了婚外情的传言，彻底将婉容推向了地狱。
当今，许多影视作品把所婉容的婚外恋情演绎得绘声绘色，到底当年是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呢?溥仪在听到这件事情有什么反映呢?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只知道她后来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并不知道还有了我不能容忍的行为。”
溥仪所指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婉容又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其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最后还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关于婉容婚外情的事，传扬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传奇故事。然而，直到现在都有人跳出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要还末代皇后的一个清白。
那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那“不能容忍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而那些对婉容有婚外情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一位曾是伪皇宫护卫的人对禁卫森严的皇宫，进行描述表明皇后婉容与他人私通绝对不可能。原因有三：
一、伪皇宫设内厅和外厅，婉容居内厅，内外厅的唯一通道是中和门，设有奏事官和随侍引导，外庭的人休想跨入中和门一步。
二、婉容和溥仪分住缉熙楼的东西两侧，中间由屏风隔开。无论是随侍还是勤务人员，只能在西侧服务，不能超越屏风。两侧的太监、宫女禁止来往对话。
三、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夜间由太监和宫女陪寝，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
鉴于以上三点，一部分人的结论是：私通丑闻，纯属杜撰。但是，溥仪对婉容与他人私通之事，却深信不疑。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溥仪在日本人的导演下称帝，年号康德。这位康德皇帝登基不久，马上惩治了两位他曾经非常宠信的随侍，原因就是怀疑与皇后婉容私通。这两个人中，一个叫李体玉，还在紫禁城时就是溥仪的随侍，后来又跟溥仪到天津、旅顺、长春。经常与溥仪和婉容打网球，当时是20多岁的小伙子，比婉容小五六岁。溥仪与婉容之间的卧室只隔一道屏风，而且婉容的饮食行止,也完全与外界隔绝,最关键的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溥仪的疑心越来越重,这些细节都是溥仪的随侍李国雄晚年回忆而来的。
1987年，李国雄接受采访时说：“溥仪有一次发现他的另一个随侍李体玉，嘴唇上有一些红印，就问他你怎么还抹口红啊?李体玉当时楞了一下，马上就说是我这几天嘴唇有些发白，就染了一些口红，这样的话，万岁爷看了就顺眼吧!”
李体玉的回答让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一时把溥仪应付过去。从此，李体玉公开涂口红，以示他人不生怀疑。但是，紧接着的一件事情，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行为。
伪满洲国宫廷里有一个制度叫坐更。就是溥仪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随侍，也睡在宫里挨着溥仪卧室的药房地铺上。那一天轮到李体玉陪侍，正巧这天溥仪身体有点不舒服，自己到药房想找点药吃，一看李体玉的铺盖在那儿，不见李体玉，正找不到时，李体玉急匆匆地上来了，裤子还没有系好。这时，溥仪怀疑了。溥仪问他你三更半夜去哪了，李体玉吱吱唔唔说不出来，溥仪生气了，叫人审问。一边打一边问，他始终不说。
李体玉不招供，溥仪断定这里面有奸情，并叫人轮番审问，最后实在扛不住了的李体玉招供了。李体玉招供确实和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这位女子是伪皇宫里某位侍卫官的妻子，并不是婉容。因为侍卫官的妻子经常会入宫陪伴婉容，有时候就留宿不退，于是就有了今夜之事。
对于李体玉的招供是否属实，溥仪是否继续调查，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溥仪的一心并没有因为李体玉的招供而削减，他还是派了四人监视李体玉，其中一人就是亲信李国雄。
私通丑闻激怒溥仪，婉容皇后身陷绝境。几十年前的伪满洲皇宫故事是真是假，末代皇后婉容的生死命运又将如何呢?
经过这宫廷变故之后，李体玉已经深信溥仪在怀疑自己与婉容私通，他便加倍解释，溥仪派去监视李体玉的人又没有抓到李体玉的任何证据，而婉容怀孕的事实又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有着明确纪录：“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溥仪的族侄爱新觉罗·毓x说：“溥仪只有把这事全给压下去，第一个是不让日本人知道，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事，那日本人再掺合进去，他怎么办?如果日本人提出一些条件说，那皇后出了什么什么事了，应该把皇后废掉，你说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过去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