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会议后，郭松龄派鲁穆庭和谭家骏到段祺瑞执政府交涉。但段祺瑞没有接见，只派儿子段宏业出来应付。段宏业是谭家骏的学生，接待时却并不友好，说：“这次不是你们两位来，政府定不接见。今后你们的代表应指定专人，常常更换实非所宜。”原来，早在鲁穆庭两人求见段祺瑞之前，郭松龄已派弟弟郭大鸣求见过了。
而关于实质性问题，段宏业则一口回绝：“郭松龄请求政府罢免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发表他为奉天军务督办，这种举动执政认为如同造反，政府方面为维持纪纲应予制止;但根据目前情况不欲为此无用的表示，只有静观事态的演变。他的请求政府不能照办。”
执政府是如此说法，那么日本又是何态度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郭松龄因为不答应日本的条件，所以日本人才转而支持张作霖，但据曾经参与“调停”的守田福松的记录来看，则并非如此。事实上，日本人从一开始便不支持郭松龄，这与段祺瑞不支持郭松龄是一个道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想法，日本人和段祺瑞都不大清楚郭松龄的“政治理念”，他们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1925年11月30日，满铁发给日本外相的电报称，“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之要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此外，关东军方面也是如此态度。11月26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与郭松龄“谈”了四个半小时，极力劝阻郭松龄。最后，浦澄江声称，在发动军事行动之时，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
据参加会议的殷汝耕(时任郭松龄秘书兼翻译)回忆：“大体上是高调威吓，认为郭忘恩负义，对郭的所为进行了严厉指责。对此，郭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并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这个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与日本人“勾结”，可日本的态度却已明确，那就是不支持郭松龄起事。可以说，“外交”上的孤立也是郭松龄失败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