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映的经典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有这样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镜头：被困李庄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重击下灭亡在即，游击队长李向阳举枪冲进日军指挥部时，发现日军头子松井正解衣敞怀，擦拭战刀准备剖腹自杀，李向阳勒令松井投降，松井举刀反抗，被李向阳一枪击毙！
战败即剖腹，翻阅二战时期的日军史料，例子比比皆是。那么，日军战败后为何宁死不降？又为何选择“剖腹”这种极其残忍的自杀方式？这背后究竟隐伏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内因呢？
被俘可耻 战死光荣
在战败投降的问题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具体而言，日本人与美国人的判定思维是截然相反的。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可耻的，荣誉与战死紧紧相连，即使军人因为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成了敌人的俘虏，他将来回到日本也不能再抬起头来重新做人，他将名誉扫地，对他的亲朋而言，这个曾经被俘的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是个人历史已断的“死魂灵”。
由于对战败被俘存在严重的心理忌讳，日军在战败前的自杀率高得惊人。他们会扣动扳机，用最后一颗子弹打穿自己的脑袋;会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将自己炸得血肉横飞;撤退前，日本军医会毫不留情地射杀自己的伤员……在日本人看来，最为体面也最值得称道的自杀方式，非“剖腹”莫属。
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被认为是剖腹的最早来源。在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幕府时代，剖腹自杀行为开始在日本人尤其是武士群体中盛行，或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幕府屡禁不止。即便在近现代，剖腹之举在日本国内仍有市场。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病死，受其重用的乃木希典大将悲痛欲绝， 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和妻子双双剖腹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
1970年11月25日，有“日本海明威”之誉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因对日本社会现状不满，剖腹自杀，死相惨不忍睹。
在外人眼中，剖腹是极其野蛮血腥之事，但日本人为何乐此不疲且视之为神圣之事呢？1899年，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畅销一时，此书对剖腹之举倾情褒赞，认为剖腹致死的样子虽然难看，但其中有“和悦、伟大、平静的精神在”。
新渡户稻造甚至将日本武士剖腹惨死的一刻与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瞬间相媲美，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剖腹而死具有“崇高的意味”，是“新生”的象征，因此，在日本国民的心中，这是最高尚的死法，令人想起许多动人的哀情。
《武士道》一书中，实录了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剖腹场景，在一个森严庄重的院落处，有着一个摆满仪式器物的露天棚子，还有佛坛，举行了一个刨腹的仪式，然后拿着一种短刀，长九寸五分，其刀尖和刀刃锋利无比。有身份而犯罪了的人就要用这把短刀刨腹，整个过程都有着严格的仪式，很是庄重，显示出对刨腹的敬畏与尊重。
依据新渡户稻造的描述，剖腹自杀不仅不是野蛮的自残，简直是脱胎重生的壮举！从剖腹所着之装、刺腹之刀到剖腹之地、协助之人，甚至连最后咽气的姿势都别有讲究：不能仰面朝天，必须前倾俯扑。如此一来，残酷的剖腹竟升华为日本人心中的神圣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