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伯孜柯乐器是哈萨克民族远古时代的乐器。民族民间乐器的物质材料的获得是比较容易的。根据考古资料，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是骨笛。这是从事狩猎活动的游牧民族(当然也包括哈萨克民族)在狩猎之余，还可以花些时间来琢磨怎么把吃剩的骨管做成一支更令人愉悦的吹管。随着骨管上的音孔增多，短短的骨管所能承载的音调就显得单调了。之后，游牧民族又“从文依草”，取来草原上随处可见的艾蒿管茎、桦木等做成三个孔、四个孔或五个孔，甚至七个孔的笛子，作为吹鸣乐器。同样，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人当初也就是这样制作并吹奏斯伯孜柯这种乐器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青铜器、铁器时代，哈萨克人又用铜管、铁管来制造斯伯孜柯乐器。
考古工作者们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早期的骨笛告诉我们，至少在约8500年前，人类就可以使用管乐器，并使一根管子发出四到五个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想，如果你想让一根管子发出有秩序的音高，马上就会涉及到以怎么样的间距来开孔的问题，这需要制作的人懂得相当精确的计算。而斯伯孜柯乐器的制作和不断更新，就说明哈萨克人不仅能制造乐器，而且对乐器的音准、音阶已经有所选择。
从制作手艺的角度来看，这已经超越了人类最初运用于狩猎的单孔单音的哨笛的作用，变成多音孔、多音高的乐器，也形成了日益复杂的音阶。哈萨克人这是在有意识地寻找发声规律，制作比较成熟的乐器，并经过艺术加工产生另一种文化产品——斯伯孜柯乐曲。
哈萨克民族的斯伯孜柯乐器长约50—70厘米，管壁开三个、四个、五个，甚至七个音孔。最早的斯伯孜柯乐器的管壁用鲜羊肠套着作为保护膜，现在有人已经改用铜丝缠绕。吹奏时，先吸水润湿管口，并用舌尖堵住管口大部，留一小口为吹孔。吹奏时发出不同音阶，同时用喉头发出持续低音，形成双声部。
它的音量虽然较小，但音色柔和、舒缓、悠远。
斯伯孜柯乐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比较成熟，已经基本上能提供逻辑化的音体系，音乐的组织结构也已经变得比较复杂。斯伯孜柯乐曲的曲调揭示了这种乐器所能表现的丰富内涵，它的音区高低分明，节奏富于变化，同一旋律反复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形象，造成了前呼后应，此起彼伏的效果。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只是它的外在面目，要认识这个民族就必须认识这个民族最能表达内心世界的文学艺术。其中，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艺术，尤其是民族民间音乐更能充分地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灵魂。作为游牧草原文化背景之下的哈萨克民族崇拜图腾，崇拜自由，崇拜力量，崇拜自然。他们面对大自然，没有丝毫的霸道，只是把自己看作大自然极为普通的一员。屹立在马背上的哈萨克人更具有想像力，他们一代又一代想像着追寻着流奶流蜜的乐土。
所以哈萨克民族就创造了以想像为基础的斯伯孜柯音乐，斯伯孜柯音乐全然只为艺术的目的。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音乐艺术所产生的动力，使哈萨克人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面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有时甚至是排山倒海似的冲击，依然生生不息，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
斯伯孜柯音乐作为远古延续下来的民间艺术，带着哈萨克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内心世界的深深烙印。在众多的斯伯孜柯乐曲中，首先，有许多表现古代狩猎生产内容的乐曲。例如：《羚羊皮》。古代的时候，有两个孤儿以狩猎为生。有一天，他们去狩猎，突然看见前方有一群羚羊。
这时，哥哥让弟弟从后边包抄过去，把羚羊往这边儿吆赶，以便猎杀。弟弟去了，但羚羊群却反其道而行之。恰好在这时，暴风雨大作，使兄弟俩相互迷失了。哥哥在群山之中寻找弟弟。风平浪静之后，他看见一只羚羊在树下酣睡。喜出望外的哥哥便举箭射了羚羊。但后来才知道自己误杀了盖着猎取的羚羊皮酣睡的弟弟。这首乐曲表现的就是在严酷的狩猎环境中的人的境遇，以及他们内心的感受。
哈萨克民族几乎是整体性地沉溺于斯伯孜柯音乐的。这种传统的音乐艺术无疑触及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即生活应该是有追求有理想的。斯伯孜柯音乐给了哈萨克族这种想像力，使哈萨克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在寻找流奶流蜜的乐土。它也给了我们心灵的自由，而创造力恰恰属于心灵自由的民族。这种特别的民族精神使得哈萨克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像匈奴那样灰飞烟灭。
细细聆听斯伯孜柯音乐，你会听出一种沉静，它使你无法轻松，无论什么样的快乐主题，也会被它变得平静舒缓。当代著名的斯伯孜柯演奏家尼合买提曾经创作过一首乐曲——《婚礼曲》，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听到一首表现欢乐主题的乐曲了。
但适得相反，它依然是沉静的，好像在告诉沉浸在欢乐中的男女双方：新的、更加艰难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斯伯孜柯音乐迫使你节制无穷尽的物质欲望，迫使你宽容地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人，迫使你珍惜足下的每一棵草，有一种与天上的小鸟交流的冲动，迫使你重新认识已经变得喧嚣、躁动，面目全非的人类生活，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心灵，无悔地度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