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指的是政府实施某些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和国家经济的运行，这虽然是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但中国古代也有商品经济，并用在不同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也存在着对宏观经济如何调控的问题。
两种主张
在如何管理宏观经济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始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政府不要干预，如司马迁总结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即对国家经济最好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加以教诲，再次是通过制定法规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才是直接与民争利。另一种看法是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介入，实行国家调控，如管仲所主张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国家利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等手段来调控经济。
前一种看法可以叫做“善因论”，后一种看法可以叫做“轻重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它们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早期几乎同时出现了。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走向崩溃，商品经济兴起，政治上又呈现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实现经济发展的突破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于是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以实现“兵强、民足、国富”的目标，继而称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齐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有一套系统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权重”即统一货币外，还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政策，“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的财税政策，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内外贸易，通过降低税收把齐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达到“以商止战”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国家财富得到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侈靡”，即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从而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富人的消费，以刺激经济，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的目的。
管仲的经济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经过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齐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有的诸侯国，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死后被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人们树立起高大的石碑纪念他，在他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仍赞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
孔子赞颂管仲，但孔子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却不同，孔子主张仁、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干预经济不同，孔子更重视对经济的道德干预，孔子的经济思想对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主张“富国”，但同时普遍主张对经济不要过多干预。对了汉初，国家从长期战乱中走来，急需休养生息，相当一部分人更加认同对经济不能过多干预，这就是司马迁提出“善因论”的背景。
盐铁会议
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看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交织并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上风，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也会发生碰撞，产生激烈的交锋。
汉初，政府施行“行仁义、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很少干预，使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继位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内政、外交连续推出了多项重大举措，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汉武帝调整了管理经济的思路，接连推出了多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先是宣布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继而垄断冶铁经营，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酒榷以及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现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富更加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汉武帝驾崩后霍光辅政，朝廷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以桑弘羊为代表，坚持国家继续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通过强化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国力；一种以霍光为代表，主张对经济不要管得太严，休养生息，关心民情，免除田租。两种观点势均力敌，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朝廷举办了一场辩论会，公开讨论应该施行哪种经济政策。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2月，这场辩论会在京城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三方人员：一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是干预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谓“贤良方正”，多达60人，是干预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会不仅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会议开的时间也很长，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才结束，历时达5个月。会议讨论得也十分激烈，作为这场辩论会的主角，桑弘羊一共发言114次，对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辩解。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辩论会被称为“盐铁会议”，会议的记录经整理后多达10卷、60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场辩论会虽然议题广泛，但其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霍光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会议辩论的结果，认为应当坚持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中制定的政策，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重新进行调整，推行与民休息，把公田交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同时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都是对前一阶段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恢复经济、缓和内外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家干预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在大部分时候占据着上风。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战乱等社会重大变革发生时，往往需要在经济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即使一些相对太平的年代，由于承平日久，旧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矛盾累积越来越严重，也需要经济政策有所变化。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也几乎都涉及到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改革的主题要么是加强经济干预，要么是减少干预，改革的结果往往都能对前一阶段政策的偏颇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但能否彻底扭转经济局面还要具体分析。
唐朝开国后出现了类似于汉初的局面，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等人提出的主张，在经济上不做过多干预，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自己带头戒奢从简，使经济得到了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加剧，诸侯权势增强，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朝廷任用号称“理财专家”的刘宴主持财政工作，及时推出了多项措施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唐朝前期盐税一直很低，食盐实行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政策，刘宴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又推出常平盐法，派盐官运盐到边远地区存储，在食盐供应困难、价格上涨时以平盐出售，调节盐价。在粮价管理上政府也积极介入，以往遇到丰年商人都会压低粮价，农民损失惨重，刘宴推出政策，遇到丰年时让各地以适当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丰则贵取”，避免出现谷贱伤农的事情。而在欠收年份，有商人抬价时政府则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饥则贱与”，这些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宋朝立国后也重视农业发展，宋太祖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养生息，不许瞎折腾，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主导变法，目的也是想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财政收入，摆脱经济困局。再以后，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一条鞭法”等，这些著名的改革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其推出的背景也大都相似，每一次改革都是一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都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天生缺陷
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愿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却不尽相同。
有的调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时，措施也很贴近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坚决，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调控措施力度虽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却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场，有的调控措施甚至被彻底推翻。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声势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连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调控措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完备而且充满了超前意识，但这些政策措施推出后立即引来了激烈争论和反对，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进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反思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最高决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坚决，有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势力太强大，有人认为是改革者没有做好宣传发动，没有争取到百姓的广泛支持。其实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这场为改变积贫积弱面貌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国”、“强兵”这两点上，调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财政、税收这些领域，无论是青苗法还是方田均税法、募役法，要点都是如何改变收税方式，而不是在生产、流通环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生产力得到释放。
中国古代大部分失败的和虎头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这个问题，问题严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况好点儿，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于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调控的循环与怪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往往一开始就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结果只是换了一种方法向百姓收税而已，没有起到调控经济的目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经济调控变成了一次简单的“理财”活动，又从“理财”变成了“敛财”，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