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里介绍铜雀台时道：“却说曹操於金光处，掘出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此说毫无根据，却提示了罗贯中在构思三国故事时，也思考过铜雀台名字的出处问题，只是不得其解，才虚拟出这段情节来。铜雀台名字的由来，古诗《歌》提供了一条线索：
长安城西双员阙，上有一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长安西郊上林苑里营造建章宫，双圆阙是建章宫的一组建筑物。古代王侯的府邸，为了炫耀权势，在大门的两侧建有成双的塔楼，称做“阙”。汉阙的顶上，常常有鸟形的装饰物。双圆阙是夹着建章宫北宫门的两座塔楼，塔楼的顶上，安装有一对铜铸的凤凰，就是古诗《歌》中的铜雀。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形容双圆阙高高耸立在空中，有如海边屹起的一对山峰。稍后的古藉给出具体的数字：双圆阙“高二十五丈”，铜凤凰“高丈余”。西汉一尺相当於今天公制的23.2厘米，换算下来，阙楼加上铜雀，总高度超过六十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有无可能性建造这样高的建筑物，有待建筑学家们的论证。公元26年，赤眉军撤离长安城时，放火焚烧了城内外的皇家宫苑，建章宫成为一片焦土，双圆阙被毁。
双圆阙焚毁后一百八十四年，曹操在邺城城墙上筑起了以“铜雀”为名的高台。与双圆阙不同，铜雀台上并没有安装铜雀。建安文人，包括曹氏父子，在诗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铜雀台上有铜雀。西晋左思的《魏都赋》，铺陈了邺城的山川、物产、宫苑、市里，在述及三台时，仅以“三台列峙以峥嵘”一句话带过。记载邺城最为详细的现存古藉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在介绍三台时仅说：“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也没有说铜雀台上有铜雀;在述叙后赵君主石虎翻修铜雀台时，才说“又作铜雀於楼巅，舒翼若飞”，这已经是公元336年，后赵迁都邺城以后的事情了。后世许多著作引用《水经注》的这一段文字时，不细分三国时期的铜雀台和十六国时期的铜雀台，使读者形成铜雀台上始终都有铜雀的错觉。曹操没有在铜雀台上安装铜雀，很可能是受到礼法制度的约束。汉人衣帽、车乘的式样、颜色和附加装饰物都要求与使用者的身份相称，在《后汉书》舆服志里有详尽的记述。对建筑物也有类似的规定，有《后汉书》皇甫嵩传为证：“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有关的条文则已经失传。当时曹操官居丞相，封爵是武平侯，还没有进位到魏王，也许还没有资格在建筑物顶部用凤凰当装饰物。
所以这名字应该是曹操起的。
在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孔明用智激周瑜时，篡改了曹植的《铜雀台赋》，将“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改成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众所周知，二乔，即大乔、小乔，分别是孙策、周瑜的妻子。孔明为了促使周瑜联合起来抗击曹操，特用激将法来激怒周瑜，使周瑜听孔明背诵完修改版《铜雀台赋》后，果然马上被激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并当即表示：“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于是，孔明的激将法凑效了。
当然，罗贯中的这段记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赤壁》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罗贯中在描写这一段时，多少受了这句诗的启发吧。在新版的《三国》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新版《三国》曹植在做此赋之前周瑜就已经死了，高希希导演把握的很准确，所以更加证实了孔明篡改《铜雀台赋》只是推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