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只有169年(公元420——589年)，但中华民族却经历了大分裂的剧痛，而最终又孕育了大融合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年决断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则是其关键性的转折。
平城和洛阳，在这一转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时的平城，即今日之大同;而那时的洛阳，则即今日偃师西部一带的汉魏洛阳故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偃师和大同，在历史上曾经有着不解之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北魏迁都洛阳的历史意义，谈几点刍荛之见，请教于大方。
一、北魏迁都洛阳，是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虑之举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崩溃，继之而至的是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势力较大的游牧民族，都有吞并他族、雄踞北方的大志，在经过近百年的互相攻伐格斗后，最终由鲜卑族取得胜利，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定都平城，国号为“魏”，形成了与南朝对峙的唯一强大势力。
北魏政权之所以能够剪灭群雄，统一北方，愚以为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发展文化，崇尚儒学。虽然曾制造了“国史案”这样的惨案冤狱，但相对于其他割据政权来说，北魏对发展文化是颇为重视的。《魏书》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一卷》载：(拓跋)珪问博士李克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这样的文化氛围，对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重视民生，仁义治国。北魏的统治者是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的，《魏书》中多处记载了皇帝颁发惠民政策的诏书，如孝文帝元宏于太和22年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并且废除了许多酷刑峻法，如元和六年废除了对谋反大逆之罪诛五族的酷刑，“其五族者，降止同族;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这些政策，无疑会对凝聚人心发挥积极作用。其三，代有明君，决策正确。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第三位皇帝拓跋焘、第七位皇帝拓跋宏(元宏)，都堪称一代明君，从而巩固了统治地位，保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连续性。如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珪，称帝后积极实施“分土定居”，发展农桑的政策，引用汉族士人，推动向封建制度的转化，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但此时北魏政权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又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即与南朝对峙，谁能消灭对方，统一全国的问题。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攻伐南朝刘宋政权，遇到顽强抵抗，无功而返。此前，刘宋政权的统治者刘裕也曾率兵北伐中原，虽然一度占领了洛阳、长安，但再无力进取，最终还是退回了江南。事实证明，宋魏当时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孝文帝元宏做出了迁都洛阳的重大决策。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南北对峙形势：北魏如果固守自保，则平城山河险塞，易守难攻;但要进取江南，则国力不足，鞭长莫及。改变攻守均势的最佳选择，就是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因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便于掌控全国局势，更利于集中国力军力对南朝用兵。作为志在天下的孝文帝来说，不顾重臣反对，坚持己见，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正是其雄才大略的最精彩一笔。
遗憾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七年后，就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之后，北魏政权再也没有出现雄主明君，反而形成了君主暗弱、太后专政、权臣窃命的衰败局面。33年后(532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继之又被北周、北齐所取代，至隋朝建立，才由隋文帝杨坚实现统一大业。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为隋文帝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如果没有孝文帝的迁都壮举，历史也许会走向另一个方向，祖国统一也许还要延缓许多年。
二、北魏迁都洛阳，是学习先进文化，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聪明睿智之举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谁拥有先进文化，谁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南北朝时期而言，虽然当时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最先进的文化当属中原文化，即儒学文化，而洛阳作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王朝的国都，则是儒学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北魏当时固然用武力统一了北方，但整体文化内涵还属于游牧文化，“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要巩固政权乃至进取江南，统一全国，当务之急就是从文化内涵上进行自我提升，而迁都洛阳，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改造，则是再适宜不过的聪明睿智之举。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繁荣儒学文化，提升自我素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根据史籍记载，不妨略作述录：
其一，弘扬儒学文化。《魏书·儒林传》载：“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由此可见，孝文帝对崇尚弘扬儒学是何等重视。
其二，改姓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诏令鲜卑族的118个姓氏全部改为汉姓，如达奚氏改姓奚，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等等。自己则改姓元，寓意万物之始，最为尊贵。
其三，改服饰。鲜卑人原先穿传统胡服，短衣紧裤，便于骑射，孝文帝下令一律穿汉族服饰，衣冠楚楚，颇为壮观。《资治通鉴·一四一卷》记载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是：朝廷官员中，唯有宗族新兴公元丕迟迟不穿汉服，“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第二件是：孝文帝外出巡视返回洛阳时，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个妇女还穿着胡服，于是谓留守京师的任城王元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这两件事一方面说明孝文帝改易服饰的决心大，一方面说明效果非常好。
其四，改说汉语。为了消除语言上的民族隔阂，孝文帝又决定把汉语定为国语，诏令鲜卑人一律说汉语。《资治通鉴·一四零卷》亦有明确记载：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改。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继而又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这些记载又说明，孝文帝是从朝廷官员开始实行语言改革的，以便上行下效，普及全国。
其五，规定死葬洛阳。孝文帝诏令“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他的侄子广川王元谐在洛阳病死，而其妻早亡于平城，于是亲族建议把元谐灵柩运回平城与其妻合葬。孝文帝不准，并规定：迁到洛阳的所有人，死后应埋葬在洛阳北的邙岭上，不得运回平城。从此，在洛阳的鲜卑族人，“生为洛阳人，死后葬邙岭”，成为定例。
其六，实行联姻政策。孝文帝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族为妻，把汉族富绅卢敏、崔宗伯、郑羲、王琼的女儿纳为后妃，还给他的弟弟们各娶了汉族女子为妻。在他的带动下，鲜卑贵族们也都纷纷和汉族大族结成了姻亲。这种联姻政策，不但从政治上、文化上，而且从血缘上，与汉族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这一系列具体政策举措，已经把鲜卑族完全汉族化了;文化上的认同，也已经把北魏政权提升为君临天下的真正王者。因此可以说，这种从弘扬繁荣中原文化即儒学文化入手，进而征服人心，王霸天下的策略，真是“治国平天下”的最好诠释。
三、北魏迁都洛阳，是促进民族大融合，实现民族大团结的琴瑟和谐之举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历史一再证明，各民族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国家才能长期稳定，繁荣发展;而歧视、敌对、仇杀，则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把国家推向深渊。正所谓：“和则互利双赢，斗则两败俱伤”。
遗憾地是，在南北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的。这种状态源自“三代”(夏、商、周)，盛于秦汉，使国家经常处于血雨腥风的屠戮杀伐之中。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实行民族隔绝分离政策，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描述：“乃使蒙恬北筑长城以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汉武帝刘彻更是实行民族灭绝政策，倾全国之力剿杀匈奴，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之“名”，其实是和民族仇杀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民族政策，不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埋下了深深的祸根，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等残酷事变，就是中原汉族政权实行错误民族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北魏政权的建立，既得益于民族混战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敌视的巨大挑战。都于平城，穿胡服，说胡语，行胡俗，虽雄踞北方，却很容易使其他民族把他们依然看做过去的胡人政权，难以在心理上认同他们是华夏一统的王者。迁都洛阳，居王者之地(夏、商、周皆建都洛阳一带，故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之说)，继之进行一系列汉族化的改革，确实能使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心理上承认他们是正统的王者，从而消除敌视，增进互信，造就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
事实正是如此。据《中国全史·民族史》介绍，“北魏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重视民族问题，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这时的北魏，除了与南朝继续对峙外，与大漠南北、东北、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均保持着互相友好的关系。
生活在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敕勒等。北魏兴起之初，即征服了敕勒各部，迁都洛阳前后，把敕勒人迁居到河西一带，设置了各级官吏进行管理。敕勒人乘高车，逐水草，游牧于草原上。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歌唱他们的民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勿吉、室韦、契丹等，和北魏保持了朝贡关系，世代沿袭不绝。
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如乌孙、坚昆、丁零、鄯善、于阗(tian)、焉耆(qi)、龟兹等，均与北魏频繁交往，从而使汉文化大量传入西域，同时西域各族文化也大量传入中原内地，互相影响，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