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7年，齐桓公攻打了依附楚国的蔡国，间接地和楚国发生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正面交锋。《左传他还在为更好地控制长江下游的铜矿生意，履行周惠王当年下达“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的指示。(当然，“南方夷越”很快将给齐国带来另一波吴、越人流，这是后话。)但这场事实上没有打成的“大战”，经过孔子的渲染——桓公的霸业不靠打仗，靠会盟——就成了齐桓公和管仲的一大功绩。
在和楚国对峙前，齐桓公还重建了被狄人攻灭的刑国和卫国，这是他捍御“中国”的另一件功劳，但这些狄人的到来还只是一个开始。而桓公因为在周襄王即位的事情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得到襄王授予号令诸侯的权力，终于成为了孔子那个“有功”，孟子那个“有罪”的“霸主”。往后没几年，管仲先桓公而去世了。
没有获得王位的另一位周王子，姬带和狄人联合(还是上次那批狄人)，掀起了周王室内部的冲突。那些来自太行山以西的高原狄人，好像另一管“牙膏”一样被源源不断地挤到了黄河下游平原。这些接二连三的事情让失去了管仲的老年桓公有些手忙脚乱。频繁的伐狄、救周，很快耗尽了桓公最后的岁月和齐国在管仲管理下积累的经济实力，那里曾有楚国和中原诸国不可忽视的贡献。
公元前644年，五个儿子争位，导致一代霸主齐桓公因饥饿而死。在管仲的操持下，齐桓公的一生成功吸纳了周、郑东进引发的第一波人口东迁，也顺利化解了楚国调整贸易路线造成的第二波东迁浪潮，并两次完美转化为自身崛起的人力、经济资源。可以说，周室的孱弱和东周以来黄淮平原人口、物质交换格局的变迁，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努力维护黄淮下游旧有的政治秩序——这一点上，孔子要比孟子更有见识。但由太行山西部人群推动的第三波狄人东迁(频繁出战的压力，很可能是齐人厌战而易主的深层原因)，最终拖垮了黄河最下游的春秋第一代霸主。接下去，狄人为何要东出太行？这个问题要让接着称霸的晋文公来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