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教的稳定性
寺院的内在稳定性是少林派武术得以在寺院中长期发展和延续的保障，不至因战乱和朝代更替使其中断和停滞。寺院的超世俗性又使得武术脱离世俗观念的糟粕静心参悟武术的真谛，久而久之形成独具特色的少林派武术。少林武僧因为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而佛教禅定是佛门重要的修炼方式之一，所谓禅定即：调和身、心、息，克服杂念、昏沉，苦乐皆舍，万虑俱捐，心如明镜止水，清静澄彻。少林武僧内心的内在稳定性和超世俗性表现在习练武术的方式和理论都与佛教的禅定大致相同。少林派武术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练气的形体动作，一是所谓的动功，仿动物之熊经鸟引，二则借禅修之打坐入定，维持一种姿势，持续较长时间中，意识集中，调整呼吸，以意识引导呼吸，以达到内气充实的效果。这气既是一种实在的物体，也是一种潜在的禀赋。内炼功的许多坐姿是模仿佛教入禅的各式打坐在桩法练习中，首先要求做到的是：身形端正，凝神静气，寂静调息，扫尽情缘，以达到杂念不生之境。据《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载，妙兴大师谈练功习技有：“……老衲谓无论练功习技，必须养气，气沛则神定，神则则力足，力足则百体舒泰”。
2.禅宗和武术二者的共性“悟”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在中国得到较大的影响，“不立文字、触物即佛”，这种“不立”与“皆立”的思想，对少林派武术是有很大的启示的。禅宗，既不主张读经，也不提倡繁琐的仪式，摒弃了渐修的传统修行方式而是在仔细观察和深刻思考事物时的一种对“终极存在”的认识即“顿悟成佛”，所谓“顿悟”就是指对于外界事物超越时空的一刹那间的大彻大悟，从而形成“棒喝”﹑“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重直觉顿悟轻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修行模式。武术自身的传承方式和练习模式与禅宗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二者能够以“悟”为纽带。“直指佛心”的“悟”，可以说是少林派武术对佛教借鉴的精华部分，从而形成了少林派武术禅拳互通﹑以禅导拳、以武悟禅的的独特练习模式。二者的这一共性“悟”拉近了少林寺与武术之间的距离，可能为少林派武术在少林寺寺院内诞生提供了很好的心理认同;二者自觉不自觉的相互作用，必然互相促进了对方的发展和传播。
3.宗教的神秘性
宗教的神秘性为少林派武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迎合了民间文化的需要。神话是宗教的发源地，是宗教意识最早的表现形态，在原始神话中就已经包含有后来成熟完备的宗教主旨的萌芽。禅宗也不利外，虽然摆脱了繁琐、高深的理论和严格的修行戒律，迅速适应了中国社会，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真正理解禅宗，人们对禅宗的“涅磐乐果”充满了神秘与幻想。少林派武术中有许多关于神助、神授的故事，如僧稠学艺、边澄学艺、以及紧那罗护寺等。这些故事出现的初衷可能各不相同，相同的是无形中使少林派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它非宗教影响下的流派。少林派武术的神秘化迎合了中国民间文化心理的需要，为少林派武术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同样，少林派武术的发展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4.娱乐、健身的需要
少林寺因地处少室山阴而得名，山上森林茂密环境清静优雅，但另一方面常有猛兽出没。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必须采取有效的搏斗方式与之斗争，于是为武术的诞生提供了主观能动性。僧众的修行方式以静坐顿悟为主必然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再加上修行的枯燥单调，出于健身娱乐的需要，少林和尚在食余饭后以武为乐、以武建身，可以说武术是作为当时少林寺的一种体育活动，以强身娱乐为目的进行一些“大比武”促进了少林派武术的发展。《续高僧传》载：“宫中常设曰百僧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斋后消食，习诸武艺。”
5.禅宗的宽容性和世俗性
佛经教义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六根皆静”修道期间，断绝与家庭和社会的来往，甚至彻底超越文化的领域。这种修道的境界，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很难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所以，人们也就在非本质的情景中寻求佛的通俗化。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达摩与慧能等人的锐意改革，使佛教特别是禅宗有了其他宗教少有的宽容性和世俗性。这为少林派武术在佛家寺院中植根生长提供了可能，也为少林派武术汲取民间武术精华和民间武术走进少林提供了思想基础。禅宗宽容性使与道教结合紧密的武术得以在寺院中生存提供了前提;世俗性使得少林武僧得以从民间武术中采众家之所长从而使少林派武术得以快速全面发展。
少林寺自建寺起一直受皇家封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寺夺民舍，三分且一”，佛教特权势力的不断扩大，寺院主人对于进入寺院的农民和低级僧侣必须严加管教。少林寺作为一个独立或者说半独立性质的“佛国”实质上是一个地主集团，必然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朝代更替或政府腐败时期战争频繁，苛政赛虎，农民生活举步维艰，“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数以万计的涌入佛门寺院，再加上北魏境内连续不断的出现以农民和僧侣的大起义，譬如创寺的第二年(公元497 年)发生的定州王金钩为首的农民起义，在这样一个客观历史背景下，少林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必然促使少林僧兵参与阶级斗争，充当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据当时历史背景，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少林寺创立之后，以僧稠为首的僧人习武之举，完全是一种时代需要和普遍的佛门需求。所以，北魏时期，甚至推延至隋朝末年，少林僧人的习武举动与当时的其他诸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故不能视少林寺有别于其他寺院的门派特色。而且僧稠也非少林拳的代表人，正如程冲斗《少林棍法阐宗》所云：“尝考海内无武僧，唯少林寺者，重护教也。”。但是，少林寺拒贼，护庙，保护其利益和地位的动机和行为对少林派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少林派武术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外因。2民族斗争。少林僧兵在明代的参与民族斗争，特别是参加抗倭战争，屡建殊勋，为少林寺、少林僧兵、少林派武术声名威震中国。这是少林派武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少林派武术真正发展和显扬的重要契机。
少林派武术是在民间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武术是其发展的土壤。少林派武术一方面在保家卫国、护院的斗争中积累经验，另一方面是作为寺庙使得一些民间高手为躲避世俗的惩罚或逃离世俗痛苦而遁入佛门，久而久之使得少林派武术吸收了民间的众多拳械技术后，在禅宗思想、修行模式和哲理的影响下发展成为内容丰富、技术全面的一大流派。少林派武术与民间武术的交流和吸收表现在：1.宋代。方丈和尚福居为提高众僧的武艺，邀请中国十八家武林高手会集少林寺，交流武艺，扩大了少林寺的影响。对佛教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朝廷的政治倚重中游离出来，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激荡使少林派武术进一步依托于广袤民间，由此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这是少林派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在宋代，少林寺可收容俗家弟子习武，可见其与民间交流很频繁。2.明代。少林已有猴拳之记载。《嵩游记》中说，当时少林武僧献技时，其中的猴拳表演“盘旋蹿跃，宛然一猴也”。后人据此将猴拳归入少林一派。另外抗倭名将俞大猷携宗擎、普从二僧从军学艺，教授剑技。三年后，由宗擎再传少林寺僧近百人，俞大猷复授《剑经》真诀勉励之，丰富和发展了少林棍术。3.清代。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的影响，使得忠于明朝的一些武术高手其中包括一些明朝旧臣或避难少林寺或遁于深山密林在民间组织各种秘密的反清教会、帮会，他们利用少林派武术、宣传少林派武术，使少林派武术在社会上流传的速度加快。清庭禁武不仅没有使少林派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播因禁教而终止，也没有因压制而停步，相反传播规模和范围更大，甚至超过明代。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洪门问答书》：“武从何处学习？在少林寺学习。何艺为先？洪拳为先民，有何为证？有诗为证：猛勇洪拳四海闻，出在少林寺内僧;普天之下归洪姓，相扶明主定乾坤。”万历年间师承洪转和尚的少林巨子程宗猷终於写出了《少林棍法阐宗》，茅元仪赞不绝口，称棍法皆以少林为宗(《武备志》)。吴殳说程“竟以其棍为枪”(《手臂录》)也不为过，其实程的师傅洪转和尚曾著有《梦绿堂枪法》一书，又据《阵记》所载，少林棍中的后堂棍确实是夹枪带棒的。以上可以看出宋、明、清时期民间武术对少林派武术内容的扩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是少林派武术进一步发展壮大又一重要外因。
8.地理位置
中国疆域辽阔，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文化中的主干文化。河南又是民族传统体育之主支——武术的重要发源地，驰名中外的少林拳、太极拳就发祥于此，可见中原文化积淀之深。中原大地北有殷墟遗址、南有九朝、七朝古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使少林寺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重要的佛教场所和会武场所，使得僧俗汇聚一堂研究经典、推敲佛法，切磋技艺。少林寺的地理位置在封建时代一直处于历朝历代首都的附近，隋唐是少林寺扬名天下的重要历史时期，自此始少林寺就成为一个独立于地方管制的拥有大量封地的“庄园”，财产和收入自然不薄。朝代更替的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状况就迫使少林寺周边区域的群众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林寺，少林寺出于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必然会成立专门的组织——僧兵用来看家护院;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致使禅宗大兴直至近代，宋辽元时期对于佛教政策也比较缓和，宋代儒道释三教的渗透，明清时期虽然是佛教的衰微时期但是其中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少林寺作为“禅宗初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它历来与皇家保持一致因而备受皇家恩宠，这也是少林僧兵作为专门组织存在的必然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少林寺拥有僧兵以及僧兵“保国护院”的作用和功能，在扬少林寺之名的同时势必推动和促进少林派武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