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乾隆皇帝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乾隆比华盛顿大21岁，但两人都是在1799年去世。但我们总感觉乾隆是一位古代人，而华盛顿更像是现代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西方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进程已经甩开当时的清朝一大截，而乾隆采取的还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这几百年里没有丝毫的进步，当时的清朝和美国相比差距并不大，但两者的发展速度简直天差地别。
“乾隆和华盛顿都死于1799年”，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新知识点”。
乾隆生于1711年，华盛顿生于1732年，确属同一时代之人。但他们给人的印象，前者仍是古代帝王，后者已是现代政治家。
这真是一件让人非常感慨的事情。
弘历登基于1735年，1796年禅位后，又当太上皇三年，至1799年死去，前后总共掌权63年。
这半个多世纪，有人称之为“乾隆盛世”。
与他同时期的外国君主，主要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英国的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及法国的路易十六(1774—1791年在位)等，他们或者带领国家走向强盛，或者被民众推翻。
民国学者李剑农曾总结18世纪后半期中欧美的特点。他说：
“这个时期，在中国是清朝的最盛时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
在欧美，“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民权自由的势力，不久也要弥漫全欧……”
在中国，一方面科学落后，一方面建起了“最完密的君主专制”。
具体来说，所谓“乾隆盛世”期间，中国和欧美发生的主要大事，大致可归为几类：
由上表可以看到，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建树不次于英国，弘历所谓“十全武功”中的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等役，使中央王朝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大为增加，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此一时期，英国也通过一系列战争，战胜法国，夺得加拿大、印度等地，开始成为日不落帝国。
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三个方面，中国则走上了完全不同于近代列强的道路。
政治上，中国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经过修订的《钦定大清律例》依然是一部古代刑法，罪名及刑罚更加精细，也更为残酷(仅涉及死刑的罪名就有736种)。欧美列强中，不仅出现了君主立宪政体，还诞生了共和国。革命后，美国、法国通过制定现代宪法，确立了现代国家体制。
经济(科技)方面，中国继承了古代已有的科技成果，继续使用水转大纺车等，没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③。在欧美，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中国素以文化先进为傲。不过，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们，如戴震等，仅将科学精神应用在考据中，未能产生任何新思想。同期，欧洲正在经历启蒙运动，《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等著作的思想影响至今。
也就是说，弘历统治下的中国，还保持着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风貌。同期的欧美，则正在全面发生巨变。
弘历君臣对欧美剧变的反应
对于欧美的巨变，当时的清廷是如何看待的?
弘历统治时期，欧美发生的大事当中，最重要的有三件：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访，让弘历君臣第一次有了直观感受工业革命的机会。
马嘎尔尼为通商而来，所带礼物(被弘历视为“贡品”)力图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天象仪，及相关天文仪器。通过它们，可以准确地描绘并观测已知宇宙。
礼物当中，还包括以现代工艺制造的陶器、瓷器、地毯、布料、马车、挂灯、毛瑟枪、手枪、火炮，及一艘装有100门大炮的战船模型，等等。
这些礼物在圆明园集中展示。马嘎尔尼曾感慨：
“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聚集过如此众多的精巧、实用、美丽的制品。”
可惜的是，在弘历看来，宫中已有诸多天文仪器，也有钟表、八音盒等西洋物品，他不相信马嘎尔尼的礼物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曾责怪负责接待使团的徵瑞，批评他没有见过世面：
“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弘历相信，自己的钦天监官员和传教士，有足够的天文学知识和钟表机械知识，来挫败马戛尔尼等人的锐气：
“今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之秘。其从前夸大语言，想已逐渐收敛。”
其实，弘历并不懂钟表与天文仪器的差别何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手下的钦天监官员，在天文学方面，完全是外行。
马嘎尔尼使团竭力向弘历展示近代工业产品及科学知识，弘历则表现出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一顾，也体现在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之中。
他在国书中声称：
“尔国王此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以教训藩属的语气给英王乔治三世写国书时，弘历并不知道，英国已然领先世界，其工业产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至于美国独立，弘历君臣可谓一无所知。
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中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8年后，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中美两国间才有了第一次交往。
美国政治制度方面的介绍，须待弘历死后18年(1817年)，才在两广总督的报告中出现：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
部落、抓阄、头人，由这些词汇构筑起来的美国政治制度，竟似甫脱蒙昧、尚未开化。
其后，来华传教士的书中，常有提及华盛顿和美国独立，赞扬备至。1849年，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问世，中文知识界第一次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兀兴腾(即华盛顿)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 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
徐继畲对美国政治制度颇为推崇，其理解也大体不错。可惜的是，在他看来，华盛顿不过是古代圣君尧舜的再现，美国也只是“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而已，他看不到美国独立对世界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中国即从来华商人与传教士那里有所了解。
据马嘎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回忆，他到中国时发现：
“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
“对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在文网严密的弘历时代，即便是来华商人与传教士，也没有广为传播此事的空间，遑论让民间知晓。
直到半个世纪后，法国大革命才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反响。
1842年，魏源《海国图志》中说到法国大革命：
“王(指路易十六)助亚墨里加(即美国)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召爵、僧、民三品会集(即“三级会议”)，以寻聚敛之法。国民弃王，杀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日那波利稔(即拿破仑)者，武功服众……”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多援引《孟子》中的理论，将法国大革命处死路易十六的做法，看作诛杀“独夫”的正义之举。当然，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止于介绍，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法国历史，并无鼓吹革命的意味。
综而言之，“乾隆盛世”期间，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或多或少有些耳闻，但弘历君臣并无意深入了解。及至鸦片战争后，国人才算真正开始关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