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辻政信”这个人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的陌生了，但是说到“诺门坎事件”那么应该有不少人知道他吧，他其实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位日本参谋了，而且办法奇多，足智多谋，虽然他是参谋吧，但是他在“诺门坎之战”中其实是扮演了实际指挥人的角色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着这些问题一起跟随小编脚步来揭秘看看吧!
走了整整6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坐汽车先到的部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得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散了架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
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编制作战计划，但这次的错出得太出格。步兵们过了桥就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但河对面是高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就在渡口边上打开了。
参谋古时叫军师，本来是指在军事作战、用兵上辅助高级指挥官的人。中国有俚语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形容的就是军队里除了参谋长之外其余参谋都是一般的事务人员，仅仅是立案，并无多大决策权。然而，在二战史上却有一道奇观：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统统出身于参谋。这奇观就出自日军。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当参谋。从1885年到1945年，日本陆军大学60年总共仅有大约3000名毕业生，故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外清一色为陆军参谋。在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血雨腥风中，贯穿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这些从参谋起家的战争狂人。很大程度上，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日军参谋们挑起、扩大和输掉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这些人在改变自己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命运的野心驱使下，推动日本走上了武力崛起的错误道路。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推出俞天任先生的系列文章，从军事史研究的专业视角，为您刻画一个个立体、鲜明的日军参谋形象。本期的主角，就是一位靠战争起家、“大名鼎鼎”的参谋--辻政信。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废墟。一个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打量着这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码头边上是一个自由市场，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更多的是等着找活干的男人们。这些男人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或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军人，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偶尔有几个身穿军官制服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军官。又有一艘船靠岸到港。
这是艘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靠港的日本人的撤退用船，上面什么人都有，美国宪兵逐个检查他们的证件。一个身穿中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然后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尽管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散发着令人掩鼻的臭味。但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褶皱，显然经过精心整理。证件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落败公鸡般颓唐的军人的确不同。宪兵不由得多瞄了青木教授一眼。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清秀斯文，甚至称得上慈眉善目。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这位宪兵，这位教授宽大的长衫下面掩着的是坚硬似铁的腱子肉，含笑的眼睛里隐隐射出的是一股寒气，甚至可以说是杀气。宪兵看出来了，这是个军人，一个在多次生死厮杀的战场上活下来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宪兵摇了摇脑袋，后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光头军人，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于是他挥挥手将这个青木教授放行。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着：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大佐，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释放出来。宪兵只顾打量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并没看见背后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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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参谋辻政信：行军途中解决士兵饥渴有办法，公然把剩水倒地上
辻(shí)政信(1902.10.1-1968.7.20)与石原莞尔、濑岛龙三并称为“昭和三参谋”，且辻政信一直视石原莞尔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因传闻其曾生食战俘人肉，故又被人称为“豺狼参谋”。
如果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的谋略家参谋，那么辻政信就是一个天不拍地不怕的“豺狼参谋”。凶残和胆大是辻政信的标签。日军的战场由北到南，一路留下辻政信的残暴。
辻政信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另类。幼年家境极其贫寒。他同样是二战时期陆幼、陆士、陆大日本陆军军官这条 “生产线”的产品。 论天资辻政信也远不如石原莞尔，他不像石原玩玩闹闹就以军刀组次席毕业，他靠的是用功苦读，陆大三年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军训，他背包了偷加一块砖，他的木剑偷注入铅块。
1931年陆军大学毕业。1932年，辻政信在步兵第7联队任中队长，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辻政信在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伤，从此带着光环走上参谋生涯。
1939年，在诺门坎，他鼓励日军向苏军发起挑衅。6月27日，他私自签发命令，派出137架日机越境轰炸苏军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本想向大本营炫耀战绩，可是受到擅自“扩大战事”的训斥。大本营骑虎难下，不得不迎战。辻政信“以下克上”的冒险又一次得逞。
在诺门坎，辻政信曾命令抹去飞机标志飞入苏联领空侦察，飞行员吓得直哆嗦。辻政信少佐呢：“别怕，我会俄语。有苏联兵来了，就骗他们说我们是来投诚的，正好还可以绑架个俘虏回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辻政信一路参与了对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地的入侵作战。1943年3月，辻政信在菲律宾下达了对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的灭门令，并假借大本营命令将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攻占新加坡以后，下令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制造“新加坡大屠杀”，屠杀在新华侨十余万人。
1943年，日本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失败，作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指挥官之一的辻政信将战役失败的一切责任都归结为日本海军的无能与不作为，并为此多次当众对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进行诘责与攻击。辻政信赌徒式的作风令山本五十六胆寒。在日后解密的山本五十六的日记书信中充满了对辻政信的挖苦嘲笑。
1944年，辻政信出任第33军作战参谋， 参加缅甸战役。在缅甸，辻政信又故技重施，对缅甸的抗日力量下达了与新加坡同样的命令，结果又是一场血洗。日军占领泰国后，辻政信又涉嫌参与了暗杀泰国国王拉玛八世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辻政信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的计算方程式就是他的发明。在战后的1952年8月16日，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他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辻政信挑战极限的事例还很多。
行军途中，士兵饥渴，他把自己的水壶里的水倒在地上，鼓励行军;在东北，他强迫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他下达命令要士兵吃英军人肉;战后麦克阿瑟元帅对虐杀盟军的日军战犯毫不留情绞杀，其中都有辻政信的“功劳”。
辻政信早已列入盟军的绞索套中人，可是辻政信从人间蒸发了。原来，日本投降时，正在曼谷的辻政信自知难逃法网，化名“青木宪信”冒死前往了国民党当局设在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局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路护送辻政信由河内转重庆，最后抵达南京。
辻政信抵达南京后被安排在在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办公，成为日本战犯进入国民政府任职第一人，先后编撰过《西伯利亚作战纲要》、《对三次大战的预想》等等。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又被派去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被国民党当局悄悄放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宣布对日本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在日本公开露面了。
回国后的辻政信又撰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生涯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里”是日本旧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日本的最畅销书。
1960年印度支那地区在一连串的政变后陷入大乱的局势，又让这位生来不甘寂寞的狂徒嗅到了干一番事业的机会。
于是辻政信变卖家产筹集旅费，以“对东南亚进行实态调查”的名义，于1961年4月飞到了中南半岛(印度支那是蔑称)。不久后又化装成和尚潜入老挝，企图偷掘日本军队撤离老挝前藏匿于此的黄金。但随后就被老挝人民解放军抓获，并最终以“间谍罪”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