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少人都喜欢听他讲历史故事。不过他曾经公开指出：“中国文明的历史只有3700年，5000年的文明历史说其实并不严谨。”就二里头文化发觉，并进行了碳十四的检测，其断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这也就说明了能够确定中国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1750年代到如今的。所以易中天才说中国的文明史只有3700年。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钢建先生的反驳。杜先生指出中华文明在最少有一万年，并且对易中天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的观点进行反驳，称这是对祖先的抹黑，是遗害匪浅。
文明一词具有很深的含义，包括物质生产，精神活动，政治活动的总和。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当一个部落或者国家发展到“文明”的程度时，绝大多数是以文字是否出现来作为区分的。
先秦时期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叫“文化”时期，另一个叫“文明”时期。文字的出现是对这两个时期的一个分界线。
以三星堆为例，三星堆遗址分布在四川地区，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所以被考古学者称为“三星堆”文化。
被称为三星堆文化或者说是三星堆遗址，但唯独没有三星堆文明这种称呼。
文明史不扣字眼的话就是信史，自我国甲骨文形成一来，华夏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这与前者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广义上来讲，文化是人类创造所有东西的总和，是人类进步的结晶。但文明是文化发展得更高一个形态。就例如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文明就是后者。
在这一观点上，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是不具有争议性的。除非能够挖掘出早于甲骨文出现的文字，甚至是甲骨文记载的前朝内容，3700年的文明史才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为什么西方学者以及是中国官方学者对于夏朝历史都是处于懵懂的状态?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遗址，乃至是商朝对于夏朝的记载。
历史研究是史料和考古的相互支撑，相较于西方国家和韩国之流，我们有充足的史料文献以及各县市的地方志内容可供参考。这些资料是可以直接当作正史资料进行验证。
相较于易中天和杜钢建的观点，易中天的显然更合理。
谁主张谁举例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以此突破点来反推二人的观点。中国3700年的文明史几乎不用证明，甲骨文的出现时间就已经证明，只不过是很难向前推进。
而杜钢建的观点可能民科都看不上，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虽然每个人的观点会有出入，但是一定是建立在史料研究和考古发现上。
目前是可以发现一万年前甚至是十万年前的古人群，按照这种逻辑往前延伸，是不是中华文明已经延续数十万年?
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是族群到部落，部落形成“文化”，文化进化形成文明，从而形成奴隶制社会。
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文化和文明的延续性问题。三星堆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谁?是不是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有关联?如何证明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分支甚至是源头。
在这一切盖棺定论之前，我们都不能给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3700年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3700年的信史。之所以没被称为5000年，其问题的根源就是缺少对于夏朝以及更往前“虞”朝的相关记载。商朝作为夏朝的继任者，而商朝又诞生了甲骨文，或多或少都会对夏朝有相应的记载。
即使当时没有后朝修前朝史这种心照不宣的传承。但技术，文化等的传承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涉及，为何这些内容都没被发现?
所以夏朝在学术界是普遍不被接受的，仅仅是以传说的形式存在。但这也不是给夏朝的存在判了死刑。
夏朝和商朝本来就是一体，在某种情况下改名，而甲骨文发明之后一直将其称作为商?
或者说现在的考古水平根本达不到，从而无法发现“夏朝”?
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去证明。人类从直立人发展到奴隶社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问题在于在部落文化与商朝之间首先要形成一个国家雏形作为缺少一个过渡期，也就是缺少这个过渡期的发现，导致这段历史是从部落文化直接转向奴隶社会。
这个过渡期要建立其起政治制度(禅让制)，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发展)以及暴力机关(监狱出现于部落社会晚期)，就是我们所称的夏。但无法证实，这就是对于夏朝争议的源头。
回到问题的开头，易中天称中国拥有3700年的文明史这一块是在学术界基本是不存在争议的，杜钢建的说法缺少证明，可信度因此也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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