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无论是男人丧妻还是女人失夫，都属于“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间惨剧，是值得深表同情的。封建社会男人倒也罢了，死了老婆，还有大把机会接触其他异性，续弦、养小、嫖伎等等，男人是不会寂寞的。但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古代女人就要惨得多，一旦死了老公，种种清规戒律三从四德就来了，与人私通偷人要被浸猪笼，改嫁他人谓之不贞荡妇，随意接触男人谓之轻佻，“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历经三千年，随着朝代兴衰更替，乱世频仍，战争不断，大量男丁远赴沙场马革裹尸，无数女子苦熬岁月青丝凌乱，朝廷庙堂之上，民间黎庶之家，寡妇无处不在，是非也无处不在，真可谓战乱与死亡同在，寡妇与是非共舞。
古代公主也要守寡
历代的皇帝们一个个老婆成群，世人看着只是艳羡，并不认为不合理。古代男人三妻四妾，还明目张胆四处猎艳，青楼花舫处处有，世人也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唐朝的寡妇公主们三番四次改嫁他人，大臣们就看不顺眼了，韩愈在其《外集》十卷中公开指责：“帝女为黎庶垂范，自古然也。今之不淑，与道悖矣。”后世诸多学者提到此事，也无不奉送一个“脏”字。
民间寡妇改嫁或者出轨，更如触了雷区，宋代大儒、理学家程颐痛心疾首地说：“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对待寡妇再嫁的问题上，居然表现得极为大方，他说：“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并指责程颐：“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这是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
实际上，寡妇门前之所以是非多，是因为这些是非原本就不是是非，从科学的层面来解释，就一目了然。在下不才，穷尽脑汁，从三个方面来细说其中缘故，为寡妇门前的诸多是非分辨分辨，或能开阔读者眼界，帮助了解古今社会人心。南宋的袁采说得最明白：“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起而狱讼兴。”
翻译过来就是，饮食是人的自然欲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过分追求，就是贪吃;男女之事是人的本能欲求，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去满足需要，那就地导致奸淫;财物谁都想要，是不可缺少的，但靠违反道德、法律的手段取得财物，就成了盗贼。人如果只求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就会引起事端触犯法律。这是很明显的社会学规律，应该为袁采鼓掌。寡妇也是人，也需要赚钱吃饭穿衣求生存，也需要行男女之事得人伦，由此产生的是是非非，大多出于别人强加在寡妇身上的“不合理”罢了。用宽容的眼光看待寡妇门前的是非，与“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儒家社会道德精神是吻合的。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寡妇门前的是非，多与性有关，寡妇只是普通女人而已，她们不是神，她们需要在生理上做到阴阳调和，维持起码的身体健康。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使得女人守寡备受煎熬。身边没有男人，长夜漫漫，自然寂寞难熬，不东想西想才怪。如果女人长期性冷淡，性孤僻，明显不益于健康，特别是对守寡的女人来说更需要正常的性生活来调整身体，只要不滥性，不乱伦，就不能说寡妇有违道德。人体阴阳存在两个系统，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机理活动，它的机理活动，必须符合阴阳平衡，这与易理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一致。另外，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生理欲望，即便不是单纯的为了性的满足，寡妇与其他男人进行交往，说说笑笑，也不该成为他人眼中的是非。
从医学角度来分析，寡妇门前的是非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寡妇的生活状况凄凉而无奈。在情感方面，从寡妇名家李清照的《一剪梅》里也能发现端倪：“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寡妇的情感世界细腻敏感，从眉头到心头，再从心头到眉头，循环往复，令人读之辛酸，难怪李商隐要问：“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真寡妇知音也！寡妇们如此“情志抑郁”，却又欲望宣泄无门，焉能不“脾胃受累，肝脾失和，百病缠身”？于是，寡妇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计，出门惹一些“是非”，缓解心情，宣泄欲望，条达生活，摆脱不如意现实，寻求精神回归的理想归宿，何罪之有？
希望寡妇门前的是非不再是是非，寡妇们可以挺直腰杆、大大方方走出去。大胆地行“己欲之所欲”的任何事情，而不必在乎别人说是道非。断肠人已经去了天涯，现代社会却是美好的“春山”，说是道非的“行人”还远在“春山”之外，有什么好顾忌的？不要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