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变法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做的一次自救行动，不过很可惜，此次变法没有延续下去，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开始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尽管此次变法没有成功，但依然有很多东西只得后世借鉴和学习，列位看官，笔者想与各位讨论一下张居正政权的体系组成，也许可以看到另一种“政治风景”。
列位看官也许要说了，万历初年的政治格局就是由张居正、冯保、李太后所组成的政治铁三角所控制的，此话非常正确，历史学得不错哦！但是此三人仅仅是政治格局的宏观掌控者，而真正的执行者又是谁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特殊关系？
我们知道，嘉靖年间，蒙古俺答对明朝北部边疆虎视眈眈，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锋直逼北京，大明王朝震撼，史称“庚戌之变”，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的，是在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女人的问题与俺答产生了矛盾，而投靠了明朝。
当时对蒙前线的最高指挥是宣大总督王崇古，他立即将此消息上报朝廷，并建议朝廷借此机会与俺答和谈，当时的内阁首辅李春芳，次辅高拱，阁臣张居正都非常赞同王崇古的意见，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王崇古顺利地完成了与俺答的和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明与蒙互相开市，互通贸易，此次和谈确保了明朝长城沿线数十年的和平，史称“隆庆和谈”。
在此次和谈中，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此人为王崇古之甥，吏部侍郎张四维，他与王崇古都是山西蒲州人，家族几乎都是山西商人，对于此次和谈，张四维充当了内阁与王崇古之间的联络人，特别是内阁次辅高拱与王崇古的书信往来，以及阁臣张居正与王崇古的相互交流，也都是张四维作为联络人完成的。
熟悉明史的列位看官都知道，王崇古与张四维在张居正变法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们再来看看王崇古和张四维极其周围的家族关系，便可看到张居正政权的基本班底。
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而杨博的两个孙女，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张四维的一个女儿，则嫁给了马自强的儿子(马自强为陕西同州人，其家族均为陕西商人，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均为盐商，可一同考虑)。
杨博，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对于张居正的诸多改革措施都非常支持，杨博的主张对张居正也有很大的影响，万历元年，杨博致仕，两年后病故，张居正亲自为杨博作墓志铭以纪念，对其评价极高，“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画边事，盖得之公为多。”
马自强，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入内阁，不过很可惜，入阁不久此人便去世了，他对张居正的改革举措一直非常支持，他的家族及姻亲，在张居正变法时，都是重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还有一位山西官员不得不提，此人便是王国光，在张居正掌握政权后任户部尚书，他与张四维多有往来，关系不错，也是张居正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任户部尚书后，开始进行财政改革，编纂《万历会计录》，这对于张居正进行丈量全国土地的重大举措是极有帮助的。
笔者认为，首先在于山西商人的精明，只有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才能更好的更多的获取商业利益，没有政治力量支持的经济实力，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堪一击的，资本只有与权力相结合，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也是王崇古与张四维为什么在“隆庆议和”中那么卖力的缘故，因为通过“隆庆议和”的政治手段，可以实现明与蒙的互市，既然可以互通贸易，互相做生意，就有利益可图，对于山西商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会，而朝廷也可以取得北疆的暂时安定，实在是多赢互利啊！
其次，山西商人是抱团取暖，讲究的是团队利益，如王崇古、张四维等官僚只不过是其团队的代表而已，这也有些“结党”的嫌疑，只有他们在朝中手握重权，地位显赫，山西商人的才有了真正的保护伞，才能在最快的时间掌握最新的政策，做出最佳的商业选择。
第三，张居正的改革思维与山西商人的集体利益在政治上有一致的位置，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有了共同语言，合作才能愉快嘛！比如在处理对蒙关系上，张居正与山西商人都认为互市是多赢之举，于是内阁中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前线上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终于促成和谈，在之后的改革过程中，对于王崇古、张四维等，在掌握实权方面不断壮大(官越做越大)，家族的财力也在进一步增强，这对于这些富商家族而言是再好不过的。
第四，张居正需要山西商人集团的支持，尽管他联合冯保、李太后赶走了高拱，但真正实施改革是要有懂得经济财政的人来具体负责的，山西商人出身的张四维、王国光等，都是理财高手，且山西商人精于算计，与张居正合作，可保官位权力，更可保家族财力，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