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对于人才的种类不拘一格，但在选拔的过程中，国家对其具体实施过程是很严苛的。
常见的选官标准有：四科取士与光禄四行。四科取士即第一科德行高妙，志杰清白;二科为学通修行，经中博士;三科则为明达法令，足以决疑，案能覆问，文中御史。四科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如此才得以出任三辅令，以上四科取士是汉代察举选官的基本标准。从中不难发现，德行高妙，志杰清白是察举人才的首要标准，西汉诸帝频繁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方正之士就是具备高尚品德的人，优良的道德修养是察举过程中反复强调的。
其次才是对被选拔之人文化素养的要求，具体就是明习经学，通晓法令，而官吏文化素养的要求就是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熟悉诏令，同时具备“能书合计”的能力，所为“能书”即不仅能够熟练的制作公文，写作文章，而且包括书法要求，这一点汉简所出土的大量文书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史职官吏之手，“合计”即一定的计算统计能力。
官吏的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行政机构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管理效果，是直接体现管理价值的载体，因此这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标准。
察举制选拔的重点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极力提倡孝道观念，这一点从其推行的政令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官员选拔就是秉承了这一特点。
察举制中以察举孝廉为主，在众多科目中占据主流，这也是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当时的汉代统治者认为，孝与廉是相互并行的两种传统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与父子兄弟互相关爱，入朝为官后才能体恤百姓，尽忠君主，因此孝是廉吏的基本前提。
两汉时期，朝廷对举荐孝悌力田是十分重视的，《汉书》中记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意思就是政府让地方奖赏子孙孝敬父母、弟弟又顺从兄长同时躬耕于农田的农民，免除其劳役。少帝元年，特设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种官爵位份颇高，其职责就是劝历天下，敦行务本。
西汉政府极力宣扬孝的精神，并通过察举的形式使社会中行孝之人得到实惠，通过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得民间孝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间父子兄弟互相关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察举制是在汉代集权制的国家中产生，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产物，但同时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察举制后发展成什么
察举制度在选官制度的演变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等级门阀制度和血缘关系的传统封建选拔制度，相比较世袭制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
随着朝廷中央集权的强化，与民风的开化，察举制已经不能满足于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中被掩盖的弊病越发明显，已成为朝堂政局中难以弥补的疏漏。官吏选拔制度的完善与重建迫在眉睫。
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真正成型则在唐朝。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更加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面临着历史的淘汰。隋文帝即位之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并下诏“举贤良”，到了隋殇帝时期，设置了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第”取士。
到了唐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为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为制科。这一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一千多年，直至近代晚清时期，慈禧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才真正意义上的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虽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产物，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开放，但其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置否的。
察举制的影响
汉朝察举制是我国官制发展中的一个创造性成果，与汉朝以前各朝的官吏选拔中的世袭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
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