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更广。宋代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比前人更加清晰，专门记载海外情况的着作就有《海外诸善地理图》、《诸蕃图》、《诸蕃志》、《岭外代答》等好几部，其中对非洲的记述比前代更为广博，如东非的层拨国(令桑给巴尔)、中理国(今索马里)。北非的木兰皮国(实指柏柏尔人在摩洛哥建立的阿尔摩拉维王朝)、施盘地国(似为埃及的杜姆亚特港)、默伽国(今摩洛哥)、勿斯里国(今埃及)等。宋代与中南半岛、南海诸国、大食诸国、西亚诸国的贸易比前代更为红火，与高丽、日本的来往也比前更为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
(2)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
由于品类繁多，为便于征税就把进口货物分为粗色(一般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藤原明衡《新猿乐记》统计，仅日本进口“唐物”就达41种)。进出口货物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3)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4)宋代海外贸易的规模更大，经营者身份更复杂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述，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以上。海船很多，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住唐”，也有中国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宋代海外贸易接经营者身份可分官营和私营2类。官府经营又分2种：一种是国家之间的以交换礼物形式的所谓“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是很频繁的。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高丽向宋派出的使臣达30多次，另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私商经营也分2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一种是民间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1)从地理条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
(2)从国际环境看。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就从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从国内环境看。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南方优越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经济观念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这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新货源。
(4)从政府政策看。宋朝受辽、金的威胁逐渐退缩到东南一隅：政府军费和官俸开支浩大，每年还要负担沉重的“岁币”，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因而更加重视海外贸易。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建于唐代的市舶机构，而且疏浚海港，增辟口岸，制定条例，积极鼓励外商来华贸易，还对市舶官员招徕蕃商的成绩予以奖惩。同时，积极支持华商出海贸易。北宋中朝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对此宋高宗慨叹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5)从技术条件看。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宋代海外贸易的另一重要原因。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船身稳，能调节航向，船板厚，船舱密隔。载重量之大，抗风涛性能之佳，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航海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海员能熟练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通过天象来判断潮汛、风向和阴晴。舟师还掌握了“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使用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并编制了海道图。这些都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宋代一直被后人成为最精致的朝代，这个朝代因为海外贸易兴盛，所以使得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整体社会风气偏于雅致。这也是为什么宋代文风由“诗”转为“词”，正是海外贸易对社会风气造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