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两次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同治、光绪两朝强势干政、独断乾纲，两个小皇帝在她手中被随意拿捏，大臣中的精英也被她把玩在股掌之间，操纵权柄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七十四岁病逝。如果中国当时依然生活在可不理会世界的绝缘体之中，那么，这位太后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的运作可能也不会有多少特别的看点。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绝非传统时代，一个落后于时势的文明古国与生气勃勃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反差，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面前。或者说，在西方文化强势崛起，列强环伺整个地球的形势面前，中国如何适应这世界的变化，是一个千年不遇的严峻课题。而此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却是这位精通统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太后，虽然在形势的逼迫下，也多少支持洋务派、改良派做了一点事，似乎也使中国社会有所进步，但始终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甚至造成丧权辱国的后果，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末年演绎了一段极为悲剧的深刻历史。
1861年，咸丰病死，因辛酉政变中获得政权的慈禧开始垂帘听政。在议和外交取得“中外相安”的背景下，改良体制实行“满汉合流”，重用能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支持洋务运动，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开创了中国近代“摸石头过河”的新局面。洋务运动使国家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度增长，制造局、机器局、招商局、织布局、通商银行等一大批企业，及一系列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新学堂开展新式教育，新军队建设新装备……洋务运动在三十年发展下的辉煌成果，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点头，那是不可能获得的。其重用汉族大臣之力度，也超过任何一位晚清皇帝。
然而，对于正处在世界科学进步风潮与自身社会需要大变革的转型时代，慈禧与当时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与政见视野存在相当的差距。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新事物的愿望与魄力，更没有对洋务运动的通盘考虑与目标规划，乃至打压锐意改革的恭亲王，同意中止派遣留美幼童、阻碍铁路诸工程的建设……她支持洋务运动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而非提高素质、富裕民众，更不愿让洋务派太得势而危及皇权统治。所以，她同时也是顽固保守派的后台，支持他们对洋务运动进行各种掣肘。更是贪图安乐享受，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中日战争期间不顾一切地举办六十大寿庆典，极尽奢华铺张，前后一个月用银五百四十余万两，而前线的战争筹款才二百五十万两，不及庆典费用一半。她有足够的手段去控制国策人事，却没有多少责任感去使国家适应世界前进的步伐，她只是一个支持有限改良的既得利益者。
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据说前线败绩战报传来，慈禧与光绪也曾抱头痛哭，光绪帝决心变法，慈禧也支持。她曾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还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然而，说是“归政”，却依然在背后掌控朝内的一切用人行政，光绪帝什么大小事都得向她汇报，实为傀儡。所以，当她受到顽固保守派的影响，对变法措施与限度不满，加之听闻变法派想用兵变直接威胁其权位与生命，便用政变手段囚禁皇帝，杀害戊戌六君子，一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夭折。
慈禧扼杀变法，囚禁皇帝，引起列强干涉，要求其还政于光绪，她只好散布光绪病重的消息。不料洋人不但要出面给光绪看病，还庇护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使慈禧极为愤怒。此时，爆发了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运动，颇对她胃口，当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荒唐表演后，以为有天兵相助，便贸然向列强宣战。官军与义和团攻打外交使馆与租界区，见洋人与教民就杀，哪料遇“八国联军”就一败涂地，慈禧只好弃京西逃，天朝陷入“庚子之乱”。这时才对双方的实力差距有所感觉，最后还是归罪于义和团，下令痛加围剿铲除。知道联军烧杀抢掠，说了声“我对不起人民”，同时有所清醒，知道中国之积弊已不得不有所改革，主动发布新政谕示。然而，这付出的代价已是极为沉重与惨痛。
晚年实行新政，改革官制、军制、法律、经济、教育，每一项几乎都可谓大手笔。如设立近代政府各部门，鼓励私营工商业，废除科举而建近代学校与学制，派遣士人出国留学。法律全面改良中认可聘请日本法学家起草编纂近代各类新法典，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尤其是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然后同意预备君主立宪，下诏筹备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颁布《咨议局章程》与《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其最后一道谕旨是《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说明在国事衰微之际，她也逐渐产生一些朴素的改革进取意识，同时在政治改良方面也有一些出彩的成果。
然而在关键问题上，她是有底线的，就是不能触动祖宗家法，不能对现存体制作过大的变动，必须维系皇权的稳固与保住皇族的既得利益，于是，在宪政改革的实质方面决不让步，不容对皇权的专制独裁与至高无上有任何侵损。她支持洋务运动，是因为其富国强兵的目的能使皇权更加巩固;她同意君主立宪，在于一些亲贵大臣告之可使皇位万世永固并消弭外患内乱。所以，慈禧不是个有政治远见的人，她最为热衷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确保自己手中的皇权，她有相当的权力癖，懂得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一切都是泡影。要让这样的统治者放弃权力，实行真正的虚君立宪，无异与虎谋皮。同时，中国也没有这样的虚君文化传统，一个皇帝如果只是摆设，那他的下场肯定悲哀。慈禧同意的君主立宪，只是用“宪法”来为专制皇权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于是便有《钦定宪法大纲》的出笼。所以说，她依然是顽固保守势力的总代表，而统治者这样的立场最终只有导致专制政权的崩溃。
许多人认为慈禧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独裁者，其实，这是在中国特色权力斗争旋涡中生存所必备的政治技巧。在一个最鄙视女人的国度中，帝王的寡妇要获得权力更得心狠手辣。她六十庆典时的名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其狂傲残忍的性格与人生价值观一目了然。然而在不危及地位与权力的前提下，她或也会开明、善良、通达;而一旦触及权力之争，她则不计利害、不择手段，将对方置于死地。平心而论，慈禧是个非常精明的女强人，其政治才干相当突出，刚强果断，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能始终牢牢控制局面，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狡黠成功地把整个国家变成维护自己权益与欲望的工具。
时代的悲剧在于，当中外文化开始摩擦起火花时，国内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等各种改良的呼声，及一些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可以说，世界局势开始向中国招手。然而，主宰中国的是慈禧，这个对新事物的知识不足，对世界局势反映迟钝的独裁者，居然由她代表真理，由她决定民族的命运。于是，她既可以支持洋务运动，首肯维新变法。也可以挪用军费，发动政变;既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向列强宣战，导致国家和人民惨遭蹂躏。也可以失败后为与列强议和，缔结丧权辱国之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可以主持新政，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有力度，颇获改革成果;也可以阻碍宪政之路，提出“五不议”，搞个《钦定宪法》，用“宪法”来规定皇权专制与独尊。国家就在这样的道路上晃晃悠悠、左右摇摆，不时与一系列灾难并行。
据说，经历庚子事变的挫折后，晚年的慈禧在重大决策方面，常常是焦虑不安、优柔寡断、心力交瘁，还时以泪洗面，表面强势而内心脆弱。但却依然遵循“宁让我负天下，休让天下负我”的宗旨行事，靠权势、性格与手腕、心情掌控中国的一切。为什么国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会被这样一个寡妇玩弄于股掌之间近半个世纪？国家前途只能压在这样的统治者身上进行一场赌博？只能说明，在这片土地上，实在太缺乏政治理性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