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依仗皇上为非作歹的权贵和清廉的有识之士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东汉党锢之祸就是其中之一。党锢之祸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由于宦官凭着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皇帝赋予自己的权利，欺压百姓、败坏社会，引起了朝内那些真正为国家和百姓考虑的士大夫的不满，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东汉末年的时候皇帝形同虚设，真正把权的是那些宦官和皇帝的亲戚们，仗着皇上给自己撑腰，他们大肆掠夺百姓们的土地和财产，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朝廷中去混淆是非，从上到下将权利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有抱负、想真正为国家做点事的士大夫不仅得不到重用，还经常被宦官欺压，眼看民不聊生、国家动荡不堪，这些士大夫毅然决然起身反抗，这便是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
党锢之祸原因是士大夫们的反抗引起了宦官的极大不满，尤其是在士大夫获得了很多清廉人士和老百姓们的支持之后，恼羞成怒的宦官时不时在皇帝面前诽谤他们，将他们归为“党人”并进行严厉的制裁，甚至直接以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他们，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
深究党锢之祸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年幼的皇帝无法掌控朝廷使得真正的大权落到了宦官和外戚的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宦官对反抗自己的人进行制压，这就造成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出现党锢之祸的影响有哪些
党锢之祸是指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为了欺压与他们作对的士大夫给他们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终使那些有识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东汉末年一共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在位时期，这一时期虽然陈蕃等名士被宦官诬陷被免去官职，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们的家人、朋友也没能逃脱灭族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直接使东汉政局动荡不堪，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实在巨大。
党锢之祸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对士大夫和与他们交好的人。忠臣陈蕃在党锢之祸中被杀，大将军窦武被迫自杀，而李膺等名士被发配后仍然没能逃过被追杀的命运，他们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狱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杀害。党锢之祸结束后，与他们相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他们不能再做官，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没有有识之士说话的权利。
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对东汉改变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没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听信宦官的灵帝也不顾忠臣建议，这使得宦官更加为所欲为。他们大肆掠夺百姓的财产，最终引起民愤酿成黄巾之乱。黄巾之乱之后东汉的局势更加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最终东汉灭亡。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事件经过
东汉末年一共发生了两次对整个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汉桓帝期间。桓帝在位时举行过一次天下大赦，赵津等宦官趁着这个时候为非作歹，做了很多触犯法律的事情，认为即将获得大赦的自己可以逃脱惩罚，然而成瑨等官员并不吃这一套，虽然那个时候皇帝形同虚设，朝廷真正的掌权人是宦官和外戚，他们仍然不畏权贵依法惩治了赵津等人的党羽。气急败坏的宦官立马向桓帝报告并诬陷那些官员，桓帝相信了他们的话并处置了成瑨等人，这是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直接原因。
在宦官的挑拨下，不少敢于直谏的官员深受桓帝的冷落，但却得到了民间的支持，认为宦官乱政要严加处理，然而此时的桓帝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在宦官当权的年代这些敢于直接说出宦官罪责的人都没能逃过党锢之祸，不少在狱中被杀。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于大赦之后，宦官因为士大夫处死了自己党羽内的杀人犯，就被宦官污蔑为“诽谤朝廷”，桓帝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直接逮捕并处置那些被宦官定为“党人”的士大夫，有的宦官甚至直接无视法律对士大夫进行欺压，不少士大夫要么丢了官职，要么直接被害死。
公元167年，窦皇后的父亲出面替士大夫求情，桓帝终于取消了对士大夫的制裁，同时宦官们也担心自己做的坏事被狱中的士大夫们抖落出来，纷纷提醒皇帝大赦的时候已到，于是那些被迫害已久的士大夫们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也无法再次做官了，至此，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