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史有过研究的朋友肯定会对元末明初各方势力的争雄交锋十分感慨。从众多势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朱元璋，一举击败两湖江淮劲敌陈友谅、张士诚后，实力扩增极快，旋即于至正二十七年挥军北伐，彻底将元廷在中国的统治连根拔起，开创大明王朝一代盛世。
其迅速取得北伐胜利并顺利建成大一统强盛明朝的历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数百年来历史爱好者对其成功原因的探究是笔耕不辍，有对其性格能力的认同，也有对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的深刻分析，但众多评述分析都是集中在其内在原因的分析。
今天笔者将依托于《明史》上的一段话，展开对朱元璋北伐成功并建立明朝的两点外在原因的分析。
作为清人所编纂的《明史》，虽某些地方做了符合统治当局的篡改，但作为一份官方认定史籍资料，在二十四史中仍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朱元璋的成功，《明史》赞言：“子兴据有濠州，地偏势弱。然有明基业，实肇于滁阳一旅……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明史》的评论简明扼要的阐述了朱元璋兴起建国的两个外在原因，一个是军事力量脱胎于郭子兴在濠州起义的部队，另一个便是韩林儿的韩宋政权在中原一带为其在江淮发展提供了屏障作用，牵制了元廷大部分精锐力量。
军事力量的提供
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投靠在濠州起兵的郭子兴，此后因聪明能干迅速被郭子兴赏识提拔为亲兵，并且将养女马氏嫁给朱元璋。不足一年的时间，朱元璋便进入到濠州农民军的领导核心。
但因濠州城内农民军领导层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朱元璋便多次寻求机会独立发展。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以攻打定远、滁州为理由，在得到第一支自己的部队后，便率领心腹脱离这支农民军。
在滁州的朱元璋趁机四处招揽人才，稳步发展。而后其岳父遇险，朱元璋又将郭子兴接到滁州，这期间翁婿二人间因权力斗争又发生了许多的明争暗斗，这些在笔者前面的文章都有详细的记述。
而郭子兴于至正十五年郁郁而终后，朱元璋虽然名义上居于郭子兴次子郭天叙以及其妻弟张天佑之下，但他的势力和声望远非此二人可及。在这段时间内，这支农民军不断扩张发展，朱元璋与郭天叙二人的关系相处也变得十分微妙。
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朱元璋等谋求攻下应天府时，郭天叙以及张天佑由于遭到叛徒陈埜先的倒戈一击而在前线战死，同时郭子兴三子郭天爵于至正十七年被朱元璋以谋反为名斩杀，朱元璋便顺利的掌握了这支农民军。
朱元璋军事力量的发展得益于郭子兴的庇护，在军力到达一定程度后拿下应天府，拥有了逐鹿中原的基业。所以毫不夸张说，朱元璋的军队乃至后来的明军都是脱胎于濠州这支红巾军。
地理屏障的庇护
然而占据了应天府的朱元璋，却因为对王者基业的拥有迅速引起了周边其他势力的觊觎，成为了首要攻击的目标。当是之时，应天府北面便是实力最强的元廷，西面陈友谅其次，东面张士诚居三，南面浙西则属于可争夺区，可见虽坐拥天下霸业之基的朱元璋仍四面受敌，地理形势相当不利。
然而这时北方却有一方势力为其牵制了元廷的绝大部分力量，这个农民军政权便是由韩林儿、刘福通建立的韩宋政权。韩宋政权长期居于豫南皖北一带，实力强盛，军事力量极为突出。在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韩林儿册封朱元璋为这一支农民军的左副元帅，朱元璋虽然极不愿意接受，但是因其势大为求庇护便只能称臣纳贡，接受其年号赏赐。
正是这种政治妥协，为朱元璋赢取了极大的战略主动能力。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自立为汉王，张士诚则一直游走于自立和归附元廷之间。韩林儿等在中原一带与元廷拼死血斗，而臣服于韩宋政权的朱元璋没有了北面最大的威胁元廷，便能在安心征服浙东后立即着手攻击陈友谅、张士诚等。
此外，韩宋政权于至正十七年六月兵分三路，兴师北伐，将元廷在中国的统治根基动摇，元廷的基层统治可以说被打得分崩离析。虽然这次北伐最终失利，但元廷也被逼到崩溃的边缘。
而朱元璋在平定其周遭大敌陈友谅、张士诚后，便立即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不世名将挥师北伐，正是因为韩宋政权对元廷统治的破坏，这次北伐几乎未曾遭到任何有力的抵抗。朱元璋便得以顺利于南京建立大明帝国，将中国古代王朝推向另一个高峰。
朱元璋北伐成功、顺利建立大明王朝，郭子兴、韩林儿可以说功不可没。郭子兴为朱元璋提供了在乱世中立足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而韩宋政权却为朱元璋提供了横行江淮的安全屏障，元末最初最为弱小的朱吴政权在其庇护下才得以发展壮大。
纵观三千年历史，帝王之业的兴起，必定会有先驱为其扫清障碍，这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