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氏的家规，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
清朝皇陵，最后的王朝
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
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
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
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句号的。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程。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
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
康雍乾诸具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慕陵的规模就有所压裁撤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神功碑。
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该如何书写那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是有大过的，犯了丢失国土的错误。一位失职的皇帝，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
况且，“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国法。
道光就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否则，他会睡得很不踏实的。死后照样噩梦不断。
清十二帝道光
慕陵的名称，系道光生前细加斟酌选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对先帝们创业守业的丰功伟绩(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确实只有仰慕的份儿。不仅仅仰慕，他还应该抱愧呢。愧对祖先。
不只是道光一个人羡慕。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同样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样愧对祖宗打下的基业。羡慕的程度与惭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
与道光相比，他们赔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输得精光。
所以，他们的陵墓，同样没有大碑亭、石像生，权当自己惩罚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谈论自己的功过，只好让墓碑缺席。
看来这些龙子龙孙挺守规矩的。
没守住江山，光守住规矩有什么用？
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
即使无规可循，也是需要惭愧的。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版图缺损却无计可施，纵然“土遁”了，也无法逃避千夫万民的谴责。这张脸该往哪里搁？圣德神功碑该往哪里搁？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九泉之下多写出几份检讨书吧。闭门思讨去吧。
玉碎月蚀，民族的自尊与信心从指缝里溜走，光是忏悔有什么用？一个又一个，红着脸走了，哑口无言地走了。怎么一个比一个还不争气呢？皇冠与权杖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而懦弱与屈辱也在传递着。
走读东、西陵，走读清史，越读越不是滋味。从慕陵开始，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光荣与梦想逐渐为耻辱所代替。
话又说回来，大清的创业者们是无愧的，甚至是伟大的。仅在开疆拓土中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为后人提供了叹为观止遗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精神的信条：丢失国之寸土，即大罪错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一个朝代，订立过如此严格的戒律，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不配享有圣德神功碑。简直带有罪不可谅、死有余辜的意思。
我宁愿将之视为清朝的创举。开国者居安思危，对后代不放心，才会留下这意味深长的遗嘱：要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遗产，稍有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点产生，若更加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否可能减少若干误国亡国的昏君？总之，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东西(譬如报应，譬如祖训)，以免其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土地。
况且，爱新觉罗氏的家规，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毕竟还有葬身之地)，并没有阻挡住国力衰竭、国土沦丧的命运。
从道光开始，到了光绪那里，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以《中英南京条约》为先导，相继有《中俄瑷珲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为日暮途穷的晚清缝补了一件腐朽的尸衣。
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
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走读东、西陵，走读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最后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后的王朝哟！
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能够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代表着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得以贯彻。
譬如我前面说过的：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是跟该君主的政绩“挂钩”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丢了香港，哪怕香港在当时不过一弹丸之地，足以让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一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面出类拔萃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
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摒弃了辈分的因素，以才取胜、为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国家的发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清朝皇帝最怕什么？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一点也马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浅，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可以详细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
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
滁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时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