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一：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同光中兴的发生。当时的清政府刚刚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泥潭中挣扎出来，可以说是从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下获得了改革的动力，因此光绪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兴办洋务，派遣留学生，任用贤臣等等措施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原因二：资本主义列强使用自己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传到了中国，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潮流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清政府也顺应潮流开办了许多实业，适应性的进行了很多改革。
原因三：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统治期间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很多的贤臣，这些贤臣比较的能干，比如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等，这些人都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古老王朝的回光返照
1861年1月11日，躲避英法联军逃到热河、一病不起的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设立总理衙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圆明园被付之一炬、老大帝国面临危急存亡之际，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奕、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中坚人物看来，富国强兵乃是洋务运动的核心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于是，这些手握军权和财权的洋务派大员们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练兵、制器之上。
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间，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轮船8艘，各类枪约5万余支，各种炮270尊，水雷500余个，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炼钢厂，增强了国防力量，培养并造就了一批技术人才。
由于办理洋务需要精通外语的人才，京师同文馆也应运而生。1862年，同治帝批准创建京师同文馆，成为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起初只有英文馆，后来增加了法文馆和俄文馆。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对各学科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不久，同文馆又增设了天文馆、化学馆、物理馆以及医学、制造编绘各馆。
军事工业的发展，深受经费短缺的困扰。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在“求强”的同时，也开始兴办冶炼、纺织、航运、铁路等诸多民用企业，寻找“求富”之路。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纷纷建立。
随着西方列强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各国使节、商贾、冒险家也带着北京人从未见识过的洋玩意儿来到北京。“洋布”、“洋火”、“洋卷烟儿”成为街头巷尾商铺里热销的商品。拉洋片，则成为当时北京街头备受欢迎的一种表演。北京城里商业繁荣，百业兴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年年攀升。危如累卵的大清国，竟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派中兴气象，以至于曾国藩在奏折中把这一景象称为“同光中兴”。
1867年至1872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正在中国游历。他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当时正在变革中的大清朝，他镜头下北京这个古典都城的典雅与静谧，也记录下普通北京百姓面对洋玩意儿时的新奇与热情;他不仅记录下了主持洋务运动的朝廷大员的精神气质，也记录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他的镜头中，不仅有生活精致的中上层人士，也有衣不遮体的街头乞丐。他镜头下的北京，生动、立体，既不虚美，也不隐恶。人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变革的时代，也能看到“中兴”背后那些不堪的现实。
所谓“同光中兴”，只是一个老病帝国的回光返照。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被一向蔑视的蕞尔小邦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中兴”梦碎，等待它的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