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个谜一般的皇帝，也正是这般神秘，才体现出历史的无限魅力，他在位十三年，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刷新吏治，扭转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因此，他可称得上是一位颇具改革思想的政治家，当然这仅限于理财这个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雍正在用人方面，可以说不拘一格，所用的人都是能做事，做成事的人，再来看看“八爷党”，虽然人才众多，势力庞大，但是真正能做成事的却不多，可见，四爷用人取其精，而八爷用人取其势，非常明显，四爷要比八爷高明得多，现特举雍正重用李卫一例，来说明四爷用人的独到之处。
首先要说明，如《雍正王朝》《李卫当官》等电视剧中，将李卫说成是一个乞丐出身的地痞流氓，小名“狗儿”，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李卫家中还比较富裕，康熙末年家里还花钱给他买了监生资格，但是李卫为人确实灵活性和原则性兼顾，时不时还耍点诈，虽说官是买的，而且大字不识一个，但这个人是一心一意为雍正皇帝办事，所以也逐渐引起了四爷的重视。
李卫官还不大时，就体现出不畏强权的本色，在任户部郎中时，管理银库，一次，某亲王的下属对于收缴的白银每千两要收十两的库平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返点，辛苦费之类的，李卫坚决反对，并在银柜上写上某亲王“赢余”，指明是非法收入，亲王闻之，只得作罢。
四爷登基以后，李卫的仕途生涯才发生了变化，雍正二年，李卫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雍正三年，又被提拔为浙江巡抚，雍正四年，兼理两浙盐务，雍正五年，被认命为浙江总督，雍正十年，被认命为直隶总督，一路青云直上，可谓火箭提拔。
什么是摊丁入亩呢？说得简单点，以前国家收税按人头收，导致了地主以少量人口控制了大片土地，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下中农的日子很难过，而且为了少缴税或者不缴税，人口隐匿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很多农民为了逃避税收而成为了流民，对社会治安乃至统治的稳定性极为不利。
于是，四爷采取了新的办法，彻底取消按人头收税，而把丁税平均分摊到田亩中去，统一征收地丁银，这可是个伟大的措施，因为国家收税，至汉唐以来，都是按人头收的，而四爷废除了人头税，封建社会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得到进一步的松弛，人口隐匿情况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继明末张居正改革，提出使用一条鞭法后，封建社会末期的又一次经济改革，这也导致了雍正以后，中国人口大幅度提升，至乾隆年间已达四亿人，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国家财富得以突飞猛进地增长，这次改革为沉闷的封建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不过这下那些地主可就惨了，因为丁税分摊到了田亩之中，田地多的，兼并严重的，自然税也就缴得多，这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客观上也缓解了土地兼并的情况，既得利益者是谁呢？官僚，地主，皇族等统治阶级，而这些人的代表是谁呢？
不错，就是一代贤王——八爷！八爷党是官僚贵族中精英层面的代表，八爷之所以得到众多官员的拥护，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放纵了这些官僚，因此，八爷得到了官心，但失去了民心，相反四爷这些举措，失去了官心，却赢得了民心，这也是康熙传位给四爷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四爷才能刷新吏治，扭转财政局面，可见，摊丁入亩除了是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更是一项政治斗争，要想顺利进行这项经济改革，必须铲除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八爷党的阻扰。
当然了，最终让农民彻底摆脱土地控制的，当属此政策实施之后近三百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取消了农业税，不过，四爷“摊丁入亩”的改革措施在农民争取摆脱土地控制的历史进程中，绝对是可圈可点的精彩之笔！而执行这项伟大举措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李卫！
李狗儿没什么文化，为了推行摊丁入亩，也运用了不少“没文化”的办法，比如将摊丁入亩的要求，好处都编为快板，或者让说书先生编成故事，不要瞧不起这种通俗的办法，确实取得了极佳的传播效果，四爷曾多次叮嘱李卫要多读书，可李卫呢！最爱做的事，就是看戏和听说书，通过戏里的，评书里的故事，李大人可以懂得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书外的见识可比闭门造车似的死读书，读死书高明的多，不过，也因为看戏，还受过四爷的训斥。
列位看官，黄百家是谁？此人乃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儿子，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可见，甘凤池骨子里是反清的，野史记载，甘凤池在康熙年间，曾参与反清的“朱三太子”案，雍正七年，李卫侦破此案，拿下了甘凤池，但据说在李卫的诱导下，甘凤池最终变节，对此说法，笔者认为，这出于李卫给四爷的奏折，是李卫的一面之词，至于甘凤池到底是否降清，并无定论，不过参与如此大案，甘凤池居然可以活到八十余岁，可以说实在是个奇迹，甘凤池的弟子吕四娘，为报父仇行刺雍正，也成为雍正暴死的一种传说。
李卫去世后，京城数万百姓为他送葬，可见他深得民心，像李卫这样非科举出身，而且还是靠买官走上仕途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重用，深得民心呢？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取决于四爷的选材用人标准，康熙晚年选官，最重考察官员的操守，才干倒是其次，而雍正上台之后，打破了这个标准，他常跟李卫说道，操守高杰的官固然是好，但如果只有名气而办不了事情，如同是“木偶”，中看不中用，对社稷民生毫无裨益，因此，雍正用人，首先在才干，至于什么资格或者科举出身之类，倒是其次，这一点与明末的张居正的用人原则倒是很像。
那么，四爷这么做，就不怕别人背后言语，说重用亲信吗？四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不怕别人背后言语的主儿，黑四爷的还少吗？那么，该不该用熟人？该不该用亲人呢？笔者认为，曹丞相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那就是，唯才是举，不管你是熟人，亲人，恩人，或者是仇人，古人对于举贤，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总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过，要真做到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列位看官，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最近有部电视剧很火，叫《人民的名义》，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达康书记是个能干事的改革闯将，但为什么他明知早年的搭档易学习也是改革闯将，就是不向省委推荐呢？达康书记的老婆一语中的，他太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了，他害怕别人说他推荐熟人，他更害怕别人说他搞团团伙伙，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他只得放弃推荐这个有才干的熟人甚至是亲人，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某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自私，也是一种不负责任，作为代表人民名义的人，他理当负起向人民推荐合适干部的责任，无论此人与自己是什么关系，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