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始终没有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地位，农民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小范围地交换生活必需品。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不是贸易，而是土地。因此，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时代。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来源首先造成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不同态度。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对玉石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金银的重视程度，而玉石并非用来做贸易中介物的。其次，没有发达的贸易，自然也就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银财富。所以，以一个小型城市遗址拥有金银财宝数量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适用。即便是殷墟，青铜器等物品的出现，也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墓葬中。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朝。与地中海的各种“文明”相比，中国人只将二里头称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个“文明”遗址，所能拥有的人口，都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而“二里头文化”的规模估算可容纳十五万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头文化”才像一个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宣布“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在二里头没有发现大量的贵金属。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判定，我们应该抛开西方考古学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结论。否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证据，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类暴君的出现，才有可能出现财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理论所接受。而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君”，对于那些没有横征暴敛的古代“圣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从西方考古理论那里得到金银财宝上的考古证实。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的历史，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金银等贵金属，也许夏朝人真的“视金银为粪土”呢？
总而言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某些论断，其产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贸易经济，而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这一论断也不应该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考古。换句话说，寻找或确认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至于“二里头文化”能否就判定为夏朝的都城，还是让真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吧。
夏朝(约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那么夏朝是如何灭亡的呢？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夏朝共传14代，17王(一说13代、16王，主要是存在太康失政的问题)，400多年，后为商朝所灭。
夏朝延续了400多年，到夏桀姒履癸统治时，已是危机四伏。他宠信王后妺喜，重用嬖臣，残杀忠臣关龙逄，并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竹书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通鉴外纪》记载：“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阳，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太阳啊你什么时候要灭亡，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灭亡)”。在夏朝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强盛起来。商汤继位后，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到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并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计划。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兴兵伐夏，在战前他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尚书·序》记载：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联合各方国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在鸣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军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后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省定陶县东一带)。商汤乘胜攻灭了三朡，夏桀率少数残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之主地位，夏朝正式宣告灭亡。
夏朝的存在以及灭亡，是考古界的一大问题，不管真相怎样，我们还是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下结论的。希望历史的真相早日被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