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以前，一股“闯关东”的浪潮席卷山东。齐鲁大地上的农民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用两条腿开拓出一条充满血泪的“闯关东”之路。一个“闯”字，沸腾了他们的生活，也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当时光渐渐冲淡这段历史时，一部电视剧《闯关东》，将人们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主人公朱开山，似乎就是他们的时代背影。
“闯关东”人群的后代如今生活怎样？是否真的如朱开山般智、勇、忠、义？……记者沿着当年“闯关东”的线路，走进了这个群体。
无论是200多年前的周氏兄弟，还是近50年前的殷敬海、寇前塘，他们像一群驰骋在东北三省茫茫雪原上的“西部牛仔”，挎枪、骑马、闯天下;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冲天，又充满民族正义感;他们那段辛酸而又激扬的历史，正是一代代山东人的英雄本色。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清朝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朝鲜、日本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船去关外谋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连，人们把通过海路“闯关东”的人称为“海南丢”)。
周氏兄弟随后就落户在了旅顺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到老含饴弄孙。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来看，也许周家兄弟的“闯关东”之路过于平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险天性，在他们的孙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带着妻子曲氏，来到了周家崴子。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是，周成文就与妻子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直到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周成文有了5个儿子和10多个孙子，一个大户人家就这样形成了。
周纯官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分家书，上面写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愿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间草房……嘉庆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当年周成文仅用短短两百多字，就把一个大家族分开了。然而，他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分家，居然造就了周家崴子村的百年辉煌。
周成文的孩子们分别开始创建自己的家族。于是，这里渐渐繁荣起来，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垦，同时也不断有人再次加入其中。
从周家兄弟“闯关东”到旅顺，到周纯官这一代，周家已经繁衍了12代人。1971年，村里拆除坟地，把周家的坟茔全部拆掉了，年轻的周纯官忽然有了一种担忧：“把我们老周家的坟茔拆了，子孙们今后到哪里找祖宗呢？”
从那天起，看着祖上留下的“分家书”，周纯官寻根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来自哪里，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和继承老祖宗的性格、精神。”
周纯官开始了寻根之旅。在日记里，他详细记录了当年走过的寻根路线：曲阜、蓬莱、青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询问当地的人们——“这里是否有登州府门楼村？”结果令他失望，没有任何线索。
1984年，已经是万元户的周纯官，依然没有放弃寻根，“那时，叫我‘烧包’的，说我傻的，什么都有”，但周纯官不在乎。1989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周可玉的山东人，看到了一份保存多年的族谱。他激动地翻开那本发黄的册子，在上面找到了一行让他激动万分的字迹——“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血性汉子客死他乡
1940年春，山东滨县。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每年开春，这里总是赤地千里。这一年尤为严重，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扫荡，很多农民也不敢出门种地，怕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
滨县农民殷殿起坐在家里发愁，种不上庄稼，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长此以往，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兰一商量，“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闯一闯关东，看能否找到条活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担，挑着自己三岁的儿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闯关东”的大路。
当年扁担筐里三岁的娃，现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愿回忆历史，他说哈尔滨的生活是他“一生的恐怖事件”。
“母亲曾告诉我，当时‘闯关东’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户和我们一样的难民。”殷敬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几乎是光着脚丫走到东北的。“由于长时间的跋涉，父亲的鞋很快就破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补鞋修鞋，只好赤脚前进。饿了，就在附近的地里找点生玉米啃几口充饥;渴了，随便找个水洼喝水。”颠沛流离的“闯关东”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关，父亲坚持继续向前走，一直走进了哈尔滨。我们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贫民窟中。”当初殷殿起“闯关东”，为的是图一口饭吃，可到了关外才知道，这里虽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却每天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人在中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当劳工，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鬼子订下的各种苛刻的‘规则’。”
那时，殷敬海才四岁，但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记忆。“太残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邻居头上打，邻居满脸是血，我印象深极了。”说到这里，殷敬海痛苦地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殷敬海记得，他们家的邻居街坊都是山东人，生活也不顺利;尤其是1940年后闯来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谋生。“父亲就是这些‘打工族’中的一个。他当过货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以维持生计。冬天就去江边给人拉犁耙”。
所谓的拉犁耙，是东北一种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从河边的这一头拉到对岸。“这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父亲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才回家，却挣不了多少钱。”
为了维持生活，殷殿起甚至还打过有钱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钱人就会在河里放一些荷灯，灯上有不少吃的。父亲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捞荷灯，把荷灯里的食物拿回家。有几次，父亲深夜还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说到这里，殷敬海的眼圈红了起来。
转眼间，生活在哈尔滨的殷敬海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殷殿起的心头却喜忧参半，他希望能够让儿子去读书，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让一家三口勉强填饱肚子。
就在这时，一个翻译官和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了殷殿起家，主动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读书。“父亲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读书，就是读日本人的书，学日本人的话。‘那不是让儿子当日本人吗？’父亲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殷殿起这个血性的山东大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逃回山东。“快把儿子带回去，让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对妻子说。
“可是你呢？”俄秀兰放心不下丈夫，这些年在东北，虽然丈夫时刻压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可是总会有压不住火的时候。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去咱们盖新房，让儿子读书。”最终，俄秀兰拗不过丈夫，带着儿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谁知道这一别，殷敬海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哈尔滨，如果一个外乡人没有家眷独自一人谋生，就会被日本鬼子视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兰离开不久，几个日本兵就将殷殿起当作流民，抓了起来，送到矿上做矿工。
“当时我舅舅和舅妈也‘闯关东’，也到了哈尔滨。这些事情是他们后来告诉母亲的。父亲在矿上干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让矿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亲就……”殷敬海再也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我舅舅估计，可能是父亲当时唱歌讽刺日本兵，结果就被他们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张已发黄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岁。“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干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发黄的照片，感叹不已：“‘闯关东’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对我来讲，我想忘，却又难忘。”
2008年2月20日18时12分，由牡丹江开往济南的1452次列车，准点到达济南火车站。虽是终点站，车上的旅客仍是满满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还有一部分是来山东务工的。
“现在山东发展快，爷爷当年‘闯关东’，我们回来闯山东。”一位刚下火车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虽然春运高峰早已过去，但是到山东的列车，还有如此大的客流，在以前是不多见的。这也预示着今年来“闯山东”的东北人更多了。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三省的“闯关东”后裔们，早已有了回流的趋势。
家住山东省高密市的寇前塘，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携全家从黑龙江伊春市，回到山东高密定居下来。此前，寇前塘在伊春的友谊林场工作了40年。改革开放前，寇前塘的老家由于地少人多，生活困难。在他9岁时，老家遭遇天灾，父亲无奈之下，一个人踏上了关东路。1956年，15岁的寇前塘坐着火车前往关外，投靠父亲。
对于寇前塘来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场里那些山东的老乡们，“有70%左右的人，都是山东过去的，张口都是山东话，生活习惯也跟山东一样。”寇前塘告诉记者，林场里的山东人分两种，一种是多年前随着祖上定居于伊春的老山东人，一种是像自己这种刚刚去的新移民，但不管是哪种山东人，大家对于老家的思念都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后，山东经济发展很快，寇前塘以及林场的其他山东老乡们，纷纷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形成了“返乡潮”。
山东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一位学者认为，“返乡潮”现象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形成。“1979年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一个拐点。1979年以前，山东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但1979年之后，山东的迁入人口开始逐渐增多。每年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尤其是在烟台、威海等地区，近年来有不少楼盘被东北人成片买下。到了20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不少打工者也开始涌入山东。”
山东省统计局有关人士分析认为，20多年前，持续了300多年的山东人“闯关东”现象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返乡潮”的兴起;在这股“返乡潮”中，伴随着一股来势更猛的“打工潮”。他们是真正来闯山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