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的著作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并受到明将袁崇焕的讥讽。
据史料，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明朝史籍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他的真实死亡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