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国防。
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人民废除反动农奴制度、彻底翻身作主人奠定了基础，为迅速发展西藏工农业生产，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还挫败了美国试图将西藏作为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基地的计划，对于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1965年开始，已经制定了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西藏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一度离散的游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业，同时也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制度的建立、为西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附：1951年《人民日报》摘抄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于1951年二月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首都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曾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同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建设性的意见。因此，谈判的进展是顺利的，双方先后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的谈判于五月二十一日结束(1951年5月21日)，二十三日(1951年5月23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从此以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共同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为创造幸福美满的将来而奋斗。
